龚自珍（1792——1841），号定庵，是对中国近代思想风气影响甚深的一位人物，他21岁开始“究心经世之务”，28岁师事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习《公羊春秋》。他与林则徐、魏源等结识，以公羊学说抨击时政，倡言变法，是开晚清一代议政风气的杰出人物。由于他的一些诗文的广泛流传，如“吟罢江山气不灵，万千种话一灯青，忽然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等，近人大都知道他归信佛教，并崇尚天台宗。然于其信仰之深，历时之久，以及对其一生影响之巨，却几乎并不了解。至于一些人以为龚氏之学佛经历对其产生消极不良影响云云，则不免流于舛谬与误解。

龚自珍自小便很有佛缘，小时候他随父亲居住在北京法源寺附近，便经常入寺玩耍，耳濡目染，增长了佛学的知识和兴趣。他正式学佛，大约是从29岁时开始的，他学佛的引进师是清代著名居士彭际清的学生江沅。江沅（1767——1837），字子兰、铁君，江苏吴县人，晚清经学家和文字训诂学家。龚自珍的外祖父、清代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居苏州时，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承嘱撰《说文解字音韵表》十七卷，对古音颇有发明。可见龚自珍学佛之师从江沅，且过从甚为密切，是自有其缘由的。他们两人曾协力重刻《圆觉经略疏》，重辑《六妙门》，对佛经进行校勘，作《龙藏考证》七卷等。江沅过世后，龚自珍写诗追怀，自注曰：“江铁君沅，是余学佛第一导师”，“千劫无以酬德，祝其疾生净土。”

在学佛上，江沅直接师承彭际清居士。彭际清（1740——1796），本名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知归子、二林居士，际清是他受菩萨戒的法号。他生于仕宦家庭，少年习儒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进士及第，授县官，辞而不就。他结识罗有高、汪缙，因读明末紫柏、憨山和莲池诸师之书，决意归佛，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从苏州华藏庵的实定法师受菩萨戒。他衷心信奉净土法门，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节校《无量寿经》，著《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圣贤录》，晚年于杭州武林门外，常和二三禅侣静修念佛。他还会通儒佛，著《一乘决疑论》，对程朱等理学家的排佛言论进行评议，认为儒佛可相互参证，“圆融无碍”。其文学亦深受佛典影响，曾自述自读佛经后，始得为文之旨。从思想渊源上，彭际清对龚自珍影响甚深，以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以为“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彭际清居士号“知归子”，龚自珍便自号为“怀归子”，盛赞彭居士之道德、学业：“震旦之学于佛者，未有全于我知归子者也”，“岂非大菩萨度世示现者哉！”（《知归子赞》）

受彭、江二师等的影响，龚自珍笃信佛家因果学说，注重行持，受持菩萨戒，归心净土。道光四年（1824），为了超荐亡母，他同他的妻子一起捐资助印经疏，超荐亡母往生净土，并愿于“命终之后，三人相见于莲邦。”（《助刊〈圆觉经略疏〉愿文》）道光十一年（1831），他还郑重发愿，八年内（至1838年）持诵《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即《往生咒》）49万遍。冀蒙佛力秘密加被，灭除定业，“上品上生，生阿弥陀佛常寂光土。”（《诵〈得生净土陀罗尼〉记数簿书后》）他还对佛发下大愿，普度众生，勇猛无畏地承当苦难的现实人生，忍辱进道，对于一切无礼侵逼，都抱以安受慈悲与怜悯度化之心，誓度旷劫父母眷属及一切有缘众生（《发大心文》）。龚自珍学佛之心至晚年尤笃，魏源称他“晚尤好西方之书，自谓造深微云。”（这里所说“西方之书”，即指来自古代印度的佛教经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龚氏之学佛经历并非如一些人所定义的那样，所谓是由于找不到出路而“陷于苦闷绝望”的结果，更谈不上是什么“人生悲剧”。要知道，那首著名的诗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是他晚年在经历了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近20年的佛学实践之后，于1839年（逝世前二年）辞官南下途中写就的。其胸襟之廓然，感时之深切，没有丝毫的消极与颓唐，而是将早年积极入世的情怀升华到一个更为深沉、廓然的境界，从中亦可见到佛家超然的宇宙观与奋迅救世的基本精神，同时也可看出龚自珍对自己所发广大誓愿真切的践诺，这足以释解长期以来一些人们对龚自珍学佛经历的诋毁、曲解与成见。

龚自珍一生研读了大量佛学经典，在佛教宗派中，他崇尚天台，排斥禅宗，依止净土。

其佛学研究，不仅使他拓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还帮助他扩大与丰富了自己的学术领域与视野，在他的诗文中，佛教的术语、名词常常是顺手拈来，十分贴切。在《龚自珍全集》第六辑里，收录了他有关佛学的文章49篇，其中《最录》中有他对《八识规矩颂》、《原人论》、《禅源诸诠》、《永嘉集》、《念佛三昧宝王论》、《金刚经》等经论的评述、考证、释疑，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信息来源：摘自《净土专页》）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