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认为：菩提只向心中觅，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六祖法宝坛经》中有一首流行很广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里，慧能的觉悟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由主观决定的。他认为要求解脱，不能向外面寻找原因，只能向自己的内心找寻，所以他又说“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他分明告诉人们不要向现实世界中寻求真如，不要对现实世界的现象不满；痛苦的根源在于自己的业。只有趣向真如，才能得到解脱。他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又说“佛向性中，莫向身外求。”

这些特点，恰恰是隋、唐时期其他宗派所缺少，而为禅宗独有。禅宗自慧能以后，开始放弃了佛教的经典，不但不坐禅，而且也不念经。

“王常侍一日访，同师于僧堂前看，乃问‘这一堂僧还看经么？’师云‘不看经。’侍云“经又不看，禅又不学，毕竟什么”师云“总教伊成佛作祖去。”

慧能认为旧的坐禅方法,“住心观净”“长坐不卧”是错误方法，《坛经》指出:“住心观净，是病非禅”。又说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慧能的禅学，表面废除了禅定修行方式，而实质却扩大了禅定的修行范围。因为禅定的目的，在于通过禅定的方法，达到在日常生活中，否定客观世界真实性的目的。如能从思想意识上，从世界观上否定客观现实世界，又何必一定要用坐禅的方法呢？

慧能的南宗，否认外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认为这些变化都是由于人们主观意识来决定的。当时，道一在怀让门下，专事坐禅。怀让是慧能的大弟子之一，而道一原是北宗僧人，后来弃北投南。他坐禅仍是北宗的修行法，而南宗却要打破这种修行法。有一天怀让取一块砖在寺前磨，道一问“作什么?”，怀让答“磨镜”，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怀让答“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正所谓“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禅宗认为“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这便是慧能所说的见真佛解脱颂”所谓见真佛，就是众生心有觉悟即成佛，心里迷惑佛即成众生，因为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成佛，成不成的关键在悟或迷。禅宗认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心外的佛全是假佛。慧能甚至否认修行必须出家，也不须形式上的戒、定、慧。

南宗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顿时成佛。由于慧能不识字，不受佛教经论的拘束，采取佛教各经论中合用的句子，作出新解，大大丰富了南宗的话头。正如《坛经》解释四乘说:“见闻诵读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所谓最上乘当是指南宗的禅法。最上乘离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无佛。

南宗创造佛，性质不异于庄周书中所称的真人至人，是创新的中国式佛教，同于天竺的佛被赋予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至高权力。强调心即是佛，悟即是佛。提倡无心的禅法，“但能无心，便是究竟。“无心就是要无一切心，就象真如本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

，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于是“放舍身心，全令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辨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

禅宗认为凡人之所以无明，不理解真如，都是由于存在着“我”“法”两种偏见，也就是“我执”和“法执”。一个人没有放弃自我的意识作用，这便是“我执”而“妄生分别”。而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及其规律，只不过是人的幻觉，所以也必须否定，即破除“法执”。

有人已放弃“我执”而没有放弃“法执”，禅宗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而否定他的“法执”，这就是“先照后用”也叫“夺境不夺人”(境是法，人是我)，这种情况就是“上苑花已谢，车马并骈阗”。这里“上苑花”喻“境”“车马”喻“人”

有人放弃“法执”，但坚持“我执”，禅宗又会肯定他放弃“法执”而否定他的“我执”，那就要“先用后照”，也叫“夺人不夺境”。这种情况就是“是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这里“有芳草”是“不夺境”“无故人”是“夺人”

有人能够完全放弃“我执”“法执”对这种情况，就全部肯定，也叫做“人境俱不夺”。这种情况就是“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月生海”是“不夺境”“人上楼”是“不夺人”。

最严重的是有些人坚持“我执”“法执”，禅宗认为这是带有根本性错误的，要完全否定，就好象“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要彻底地去除无明妄念。这种情况正好比作“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这是既无“境”也无“人”。那就要“照用同时”“人境俱夺”。

禅宗力图把佛性从彼岸世界拉回到每个人的内心，相信每个人的“顿悟(内心的神秘启示)。”人类的活动，世界一切的事事物物都是寻求解脱的“妙道”，一切事物之中，无不体现了“真如”，所以禅宗说：“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