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语老师(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发布时间:2024-04-15 04:01:24作者:佛心网1960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十三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
刚穿上新衣的我,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古时候,在西藏遇到战争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美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多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共和国诞生,解放西藏,汉藏团结……西藏刚获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1960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十三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通往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四百公里路,是牲畜踏出的小路和行人双脚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路的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牵挂,百味杂陈咽进肚里。再从那曲镇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两千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跨越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条江河。经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二十五天,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寻找宿舍。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个平方米,摆着四张上下双层床,住着八个学生。五层高的教学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说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遥远的西藏飞到咸阳美丽的校园。上课第一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介绍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仪表堂堂,体格匀称,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认真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讶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这学校你们喜欢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贴近了民族情感,更让我产生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及“你吃饭了没有”;教的前三个汉字是“你、我、他”。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三千多名学生,不论出身,学校一视同仁,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十三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尽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尽管教师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
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好汉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别用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声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语言的发音方式。教汉语,没有课本只有提纲,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三千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别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任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最后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时间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课堂前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长方形的木框内贴满优秀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扬信,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最前面。我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想读《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这些书当时被视为“闲书”。我于是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花钱去租,有空就读,还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来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美丽的校院》,可以描写不同季节的风景,抒发对老师的情感,还可以写同学之间的友情。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美学校的长诗。我交完作业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发作文的时候,还是“压轴”,这就吃了定心丸。但这次老师没有念给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簿一看,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注意不能好高骛远”映入眼帘。对前一句话有点沾沾自喜,后一句不就是批评我还不会走就想跑吗?
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汉语普通话比赛,在三千名学生中我得了第三名,原因是朗诵中卷舌发音不标准,老师有些失望。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我获得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掏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糕点,把一半分给我吃。在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奖励。老师的一举一动鼓起了我的写作激情,就像鼓满船帆的风,激励着我不断远航。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将我出版的散文集和专著送给他们,还告诉他们,中篇小说《江贡》获奖,部分散文集翻译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师们的恩惠我常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最高兴的是老师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风度如故,威严如故。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陈老师见证西藏和平解放,用心培养藏族学生。他对我的无私付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就像新中国无数的教育工作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样。
(作者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