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凯法师：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

区域佛教史研究的典范——读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

近年来，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在这种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国家或王朝的历史不再被视为历史学研究唯一的主题，历史学家更多的是以较小地区的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能够更细致和多方面、多层次地展示普通人的活动及社会表现。历史过程的单位从“国家”、“民族”转换为某个地区，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变。而且，地域史的研究取向不仅要发现地方历史中不同于“国家”或“民族”历史的某种独特性，更期望从地方研究中发展起一套新的历史研究的话语，取代基于“国家”文化霸权的话语系统，建立新的历史范式和历史解释体系。

这种学术转向在最近的佛教史研究中具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区域佛教研究的兴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术思潮。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佛教史研究，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可以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方面。从整体水平来说，日本的中国佛教史研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影响。[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史著作，不外乎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吕激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等。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最重要的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三卷本、杜继文先生主编的《佛教史》等。但是，一系列区域佛教研究著作的出版，如《五台山佛教史》、《浙江佛教史》、《湖南佛教史》、《江西佛教史》、《云南佛教史》、《贵州佛教史》等，改变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状，也提升了中国学术界的佛教史研究水平和国际地位。区域佛教研究既继承了中国历史学中舆地方志学的传统，又吸收了现有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成果与方法，突出表现在断代史与区域佛教的有机结合。同时，大量考古、文物、地方志等地方文献的运用，使佛教史研究趋向于细致、精确，丰富了人们对中国佛教历史进程的地方性细节的了解，更可以补充甚至修正所谓的通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知识。区域佛教研究揭示了佛教在不同地域流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方特色”，为人们理解中国佛教在一个时代和一定的地域空间中呈现出来的社会面相和人文精神，提供了有力的参照系。

同时，区域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贯通与互动，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传统中国，国家对地方社会有很强的渗透，地方社会与国家不但是彼此互动的范畴，也没有绝对的分界，国家的存在和国家行为本来就是地方社会及其历史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地方历史也必然是国家建构过程的基本动力。所以，区域佛教的研究，除了发现和抽象所谓的“地方特色”，必须重视区域佛教的流动性与整体中国佛教的“共性”。因为，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区域佛教的主体是佛教信仰者，包括那些高僧、居士、文人等，他们的历史活动构成区域佛教的内容。人总是最活跃的因素，区域的界限总是相对的，因此，区域佛教研究应该以研究佛教信仰者的活动、他们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的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为中心。只有同时把握“整体”的中国佛教与“局部”的区域佛教，抓住二者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同时能够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完美境界。崔正森先生的新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规划项目——《五台山佛教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71万字)就是区域佛教研究的典范。

中国的区域佛教除了以不同省份为特点，但是最能表现地方特色的应该是中国的“名山佛教”。“名山佛教”不但具有特有的区域色彩，更因其独特的信仰体系，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信仰文化。在众多的佛教名山中，五台山无疑具有重要位置。但是，曾因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出版了《五台山》一书，在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五台山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五台山研究的学术成果逐渐取得优势，五台山研究会为这方面的工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多年来，崔正森先生搜集、整理了大量有关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重要研究资料，并撰写了一系列专题性著作和论文，在此基础上耗时十五载撰成的《五台山佛教史》一书，可谓开荒之作。

一、五台山佛教与整体中国佛教的关连与互动

区域佛教的发展，总是与一定时代相关连。同时，区域佛教总是在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而表现出其特有的魅力。该书由佛教传入五台山写起，依历史顺序论述了北朝、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诸代的五台山佛教，涉及到五台山佛教的兴衰、佛教宗派、著名高僧、佛学著述、佛教建筑与艺术、帝王与五台山、护法大臣与五台山、名人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国际交流以及与五台山有关的著名传说等方方面面。除此以外，该书还专门探讨了五台山佛教与普陀山、九华山、峨嵋山、天台山、法门寺佛教的关系。作者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新见迭出，回答了五台山佛教史上的三十多个疑难问题，显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

作者对五台山佛教的研究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静止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了五个名山之中乃至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中来研究的。如关于五台山佛教的起源，就是先写佛教在山西的传播，后写佛教传入五台山；简略地先写中国各个朝代的佛教，后写五台山各个朝代的佛教等。这样就能显出五台山佛教的地位、影响，得出“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的缩影”、五台山具有“中华卫藏”作用等结论。

区域与整体的互动，在五台山佛教中具有明显的表现。作者经过严密考证后指出，五台山佛教包容了汉地佛教的净土宗、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密宗、禅宗以及藏传佛教的希解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包括其中的达赖系、班禅系、章嘉系、哲布尊丹巴系)。他指出，以汉地佛教而论，慧远、昙鸾、道绰、善导、法照皆为五台山净土宗祖师。唯识宗实际创始人窥基法师曾至五台山，演教传法，开辟道场，为五台山该宗创始人。律宗祖师道宣律师也来过五台山，为五台山该宗创始人。北魏僧人法聪在五台山北寺(今碧山寺)讲解《四分律》，是中国佛教开讲《四分律》之始。五台山的华严宗不仅有传统上公认的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为祖师的一系，还有对宋明理学影响极大的以华严学者李通玄为首的一派。北魏时五台山高僧灵辩法师造《华严论》一百卷，为中国佛教史上注疏《华严经》之始。以往学术界认为中国的天台宗有天台山国清寺一系与覆舟山玉泉寺一系；实际上，以志远、智頵为首的五台山显通寺一系也足堪与之媲美，鼎足而三。五台山的密宗以不空三藏为祖师，是以《金》、《胎》两部真言为理论依据，以文殊护摩法为主要修持方法的密宗。五台山的禅宗不仅包容了南顿北渐两派，而且“五家七宗”在五台山各有发展。所以，五台山佛教真正说得上是显密并存、诸宗竞秀，为中国佛教的缩影。

而且，五台山佛教与整体中国佛教的互动，显示了五台山佛教具有“中华卫藏”的巨大作用。从北宋元佑至绍圣年间(1086-1097)开始，藏传佛教逐渐传入五台山，五台山成为内地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受到蒙藏人民的倾心崇拜。所以，明清两代就通过尊崇五台山佛教、朝礼五台山圣地和令藏传佛教活佛驻锡五台山，弘扬藏传佛教的方法，达到了绥柔蒙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目的长逾五百年，得出了五台山“诚中华卫藏”[2]的结论，并阐明其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正是通过对五台山佛教的人本主义的研究，突破区域的界限；并没有将五台山佛教与整体中国佛教进行对立研究，而是将五台山佛教置于中国佛教的大背景下，从而表现其在一个时代和五台山特有的空间中所特有的佛教信仰形态与人文精神。

这同时表现在本书对高僧大德、帝王宰臣、名人居士的思想文化均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从而使本书既有史资性，又有学术性和知识性。

二、突出五台山佛教的区域色彩

区域划分是区域佛教研究的前提，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五台山的地理范围为五台、繁峙、代县、阜平，亦即“两省四县”。作者依据五台山脉的分布情况，并经实地考察，提出“两省八县说”，即五台山的地理范围应为山西省的五台、繁峙、代县、原平、定襄、忻州、盂县和河北省的阜平县。区域佛教研究中的区域划分应该有其自身的标准，不但要以地理范围为标准，更应该考虑到信仰的辐射范围，崔正森先生提出的与长安佛教、洛阳佛教鼎足而立的五台山佛教文化圈就是五台山文化的范围。

区域佛教有其“地方性”特色，名山佛教”更具有名山的特征，自然五台山佛教最显著的特点是文殊信仰。因此，本书就提纲挈领地在绪言中说明了五台山是文殊道场的经典依据和文殊的身世、形象、思想(般若、空、不二法门、无我论、秘密法门)、禅法、净土、道场、信仰。因为文殊既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又是密教的肇始者之一，所以五台山才会有显密诸宗、汉藏佛教。文殊的一行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所以五台山才会有顿悟、渐悟的禅法及其默照禅、文字禅、赵州禅、念佛三昧等等禅法。复次，以文殊是中国四大菩萨之首，所以才会有五台山与其它名山古剃的文化交流等等。文殊信仰充分表现五台山佛教的地方性色彩，由于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唐代时候，由不空三藏从五台山推向了全国乃至亚洲各地，所以这种“地方性”又具有整体的普遍性。

三、充分利用地方性资料

区域佛教研究的重要意义，体现在大量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运用。作者将五台山佛教史研究建立在大量五台山资料的基础上，如《五台山游记选注》、《五台山诗歌选注》、《五台山楹联牌匾集锦》、《五台山碑文选注》、《五台山文物集锦》、《五台山〈传〉、〈志〉选编》等。这些资料的收集与运用，为作者细致缜密、索隐探幽的写法提供了前提保证。同时，方志的利用，也是完成区域佛教的重要原因，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们发现《山西通志》、《代州志》、《盂县志》、《寿阳县志》、《五台县志》、《五台新志》等。

作者充分利用地方性资料，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考证，提出新的观点。如对苏东坡与五台山的关系，就是通过查阅《内制集》，发现他代宋哲宗向五台山起草过三则敕文，揭示了他与五台山佛教的文字缘，顺便又为河东妇女平反了“狮子吼”的历史冤案。如五台山最早的寺庙是弥天释道安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建的恒山寺，其次是他的高足、五台山最早的高僧慧远于东晋永和九年至升平五年(353-361)在原平县建的胜井院(今名娄烦寺)，复次是繁峙县的铜钟寺、公主寺和五台县的宕昌寺、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今名显通寺)。同时，在运用资料的过程中，又补充、纠正了《清凉山寺》等《志》书中的疏漏和讹舛之处。

崔正森先生的《五台山佛教史》为区域佛教提供了新的典范，不仅揭示了五台山佛教的内涵、特色，而且还为区域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尤其为四大名山的研究做出了榜样，势必会对名山佛教研究及区域佛教研究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