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心成长的历程
发布时间：2024-10-28 04:02:15作者：佛心网 作者：莽萍
来源：《精神历程——36位中国学人自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005年早春的一个下午，当我疲惫地看完“护生文丛”最后一部书稿的校对稿时，我感到如释重负：终于可以把这桩耗费心神的工作交给出版社了。书出版以后与读者有关，不再只属于我。不过，2006年伊始，“文丛”获得“科学时报读书杯”最佳丛书奖，却让人有了不期而至的喜悦。“护生文丛”是一套谈论人与动物关系的丛书，带给人们的并不只是阅读的愉悦，它批评的是人对动物的不公平心态，反省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给动物造成的痛苦，它指出的方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它真实地获得了评委和许多读者的赞同。
记得是在1996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了第一篇占满整版的文章“走进动物园”，谈论“动物园动物的问题”。在当时社会的语境下，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说是匪夷所思，但是文中描述的人强加给动物园动物的苦境和人对动物的残害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许多读者通过编辑转信和打电话给我。一位珠海的读者打电话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真没想到还有人为动物写文章呀”，说着说着就哭了。她目睹农贸市场里那些不断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受尽折磨的野生动物，感觉牠们太可怜了。一位上海的读者说，一些人在菜市场里买鹌鹑要活剥皮的，那些小鸟太惨了。人们已经在生活中看到了“我们”对“牠们”的残忍和无情。
这“无情”是单独发生的吗？我们的社会对人、对动物、对自然的态度在近三十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76年，当中国人从苦难的“文革”时代走出来，刚刚能够自由地呼吸时，乍惊乍喜的人们能作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控诉那几个叫做“四人帮”的祸国殃民的家伙。那时，国人并没有深入地反省如何防止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非理性和反常识的状态，而是让几个历史丑角成为控诉的目标。结果，如泣如诉的“伤痕文学”代替人们完成了情感宣泄，国人复又走入欢天喜地的失忆状态。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缺乏批判性和理性自省的精神使我们错失了社会变革和文明改造的时机。国人几乎在没有任何精神和制度准备的情况下，就一头跌入发家致富的颠狂状态。在整个1990年代，人们在精神上持续陷入对金钱的崇拜和迷狂之中。山林鸟兽、世界万物都成为可欲对象；人与非人都具有了同一种价值：换成钱的价值，而精神世界的荒凉则一如月球。一位台湾作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诺大的福州市里竟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书店。她感慨一座追求富裕的城市怎么能如此贫穷。只是，那不是一座城市的写照，而是一个国家的写照。
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对大自然日益贪婪的掠夺和无情的蹂躏。自然资源不再只是属于国家的，利益驱动下的人们重新确定了规则：谁先占有就属于谁，谁敢于掠夺就属于谁。
在遥远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国家治理职能阙失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贪婪而无耻的人们蜂拥而至，挖金子、猎杀藏羚羊，随时准备把枪口对准阻挡他们残杀动物的当地藏人。这些人手持猎枪甚至冲锋枪，乘坐吉普车大卡车在美丽的荒原上横冲直撞。他们杀死成群的藏羚羊，剥去母兽身上的皮，而幼小的藏羚羊则任其冻饿而死。在一幅新闻照片里，一只幸存的小藏羚羊孤独惊恐地依偎在被剥了皮的母亲身边，远处则是成千上万只藏羚羊的尸体。那是何等惨痛的景象？人对非人类生命的同情是多么少，而杀戮和掠夺是多么深重。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几乎被赶尽杀绝，其他野生动物如普氏原羚、黄羊、白唇鹿、马鹿、棕熊、野驴等都同样遭到灭顶之灾。如今，可可西里曾经无比壮阔的野生动物景观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
1976年，我刚满16周岁，中学没有毕业就去部队医院当兵。那家驻军医院位于长白山支脉的山脚下。我和一群十几岁的女兵一起经历了长白山深山里的半个月新兵训练生活。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年轻的排长带着我们在深山密林里迷了路。我们反复回到一棵古老的大树旁边，也直到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又走了一圈完全不同的路，却又回到了原点。那棵大树足有5个成年人手拉手围起来那么粗。而这棵树并不是我们在森林里面见到的唯一一棵那么粗的大树。现在，这样的大树在那里早已荡然无存，长白山已经失去了她最美的原始森林。丰美的林带和众多野生动物构成的动人景色再也不会回来。甚至，她的富含腐殖质的黑色土壤正在被打包售卖到全国各地。
一位曾到内蒙插队的知青描述了东蒙草原的变化：1970年代草原的草高过马腿，小孩子在草里行走几乎看不到头，80年代草高不及马腿，到了90年代，草高只到人的脚踝。这就是变化。令人不安吗？在西南，原始森林被砍伐的结果不仅使江河中下游洪水滔滔，也让栖居在那里的野生动物物种岌岌可危。濒危的金丝猴种群只能在为数不多的几块彼此相隔的雪山森林里获取食物。这个古老的物种在木材公司和当地财政的威胁下正踏上万劫不复的灭绝之路。而千百年来依靠森林生活的当地百姓怎么过活，那同样不是砍伐树木获取巨额利润的利益部门关心的问题。
至于我们土地上的江河，三十年来，我们所致力的就是把她们都修上大坝，一级一级地改变这些自然河流的特性，直到她们断流为止。 把丰饶之地变为贫瘠之地，这就是掠夺性治理的结果。这种治理的根本特征就是不顾子孙后代的利益。一个社会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并且按照财富聚集的速度迅速分化。按照今天的标准，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基本都是精神高亢的穷人，但是现在，有人富有人穷，人们的精神却是同样的不满足和不幸福。贫穷成为一种令人痛心的社会现象，它是社会财富不公平分配和占有的结果。而精神的不幸福则是蔓延在社会中的毒素，是贪婪和永不满足的社会里特有的现象。
回放大城市财富聚敛过程的“录影带”，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财富迅速集中，惊人的浪费和奢靡也充斥整个过程。我住家不远处的友谊宾馆商店，在最近的二十年里，由餐厅变为各种商场。它在90年代不到五年的时间里面曾经大规模装修了三次。每次都把里面可算豪华的装修砸掉重来，最后一次把古雅的灰色外墙也改变了。新东家就是喜欢新面貌。大理石砸掉、珍贵的木材壁面砸掉，房梁吊顶砸掉，一切都要砸掉。今天的中国人毫不迟疑地砸掉一切，绝不容忍别人用过的东西。装修和重复装修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症候群，与重复建设的大工程有异曲同工之美。资源使用一次就必须浪费掉它。我们似乎只要过一代人的日子。
离北京城不远的怀柔山区里，一个美丽山溪里的大石头都被山村里最具实力的村民炸成石材出卖了。沟壑里留下的都是碎石头。村里最老实的一位农民告诉我，“原来沟里可好看了，可以游泳，现在没人去了，碎石头扎脚”。毁坏自己的家园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那位最具实力的村民炸掉满沟的大石头只获得“千把块钱”。
日常生活的吃穿用度也反映出这种急迫的时代精神。常规饮食已经不能满足口腹之欲，野味成了人们炫耀的东西。野味滋补的颠狂追求使得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葬身于食客之口。仅看每年春天例行打击滥捕滥杀野生动物的“春雷行动”就可以知道野生动物物种灭绝的速度为什么那么快而彻底。仅2003年4月14日这一天，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门就收缴了野生动物72.441只（头），而在头一年的“春雷行动”中，收缴各类野生动物27万多只（头）。平时的猎杀该有多少？未被查获的猎杀有多少？许多野生动物根本就是被吃成濒危物种的。最富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野味餐厅背后都有林业部门的背景，否则拿不到吃用野生动物的许可证。而一些餐厅甚至就是这些部门的“三产”。这就是整个90年代人与野生动物的基本关系：吃与被吃。
而家养动物的遭遇更像是这个时代的梦魇。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小而灵活的私人屠宰市场逐渐取代国有屠宰业，一种由从业者发明的往活动物体内注水增重赚钱的恶劣做法就出现了，并逐渐成为带有行业性的行为。据说这种“伤害天理”的做法在清代已经出现，但清朝政府对此种犯罪严拿不赦，决不容情，所以没有蔓延成大规模虐待动物的情形。可是，今人却不再具有先人出于自然正义作出的判断，因而也缺乏惩治此种犯罪的道义和正当性。这导致屠宰前注水成为越来越严重的暴行。2004年，四川省成都生猪屠宰监察大队起草了一份“对动物实施人道主义饲养和屠宰的提案”，上交给商务部。他们认为，“肉源动物的悲惨状况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据报告，“四川每年出栏生猪达6000万头”，“这些猪绝大部分是在惨不忍睹的状况下被屠杀的。” 他们呼吁立法防止虐待动物，呼吁人道饲养、屠宰动物。这份提案表达了这个时代里少见的对非人类生命的同情，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这些基层执法人员在面对无告的动物的悲惨遭遇时，没有掉过头去。然而，应该体现道义的立法机构和主管部门却是不断地令人失望。
没有死亡不是痛苦的。但是，往动物体内注水活活把动物内脏器官撑破致死却是极度痛苦的死亡。这是一个时代所能容忍的最丑陋的恶行之一。在这个时代，不仅仅是数量惊人的猪受到前所未有的虐待，越来越多的牛和其他动物也一样被人们任意注水残害，受尽折磨才能获得一死。注水已经成为屠宰行业里面普遍的恶。在一些省份，屠宰前注水动物的比例已经达到九成。可以说，注水恶行已经让这块大地成为家养动物的地狱。然而，人们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应不应该采用人道方式饲养、屠宰家畜。或许，消费者有理由不去看那些悲惨状况，但是，管理者却没有理由不去制止人对动物的暴行。
从1997年到2005年，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呼吁立法防止虐待动物，并介绍动物福利理念。在我看来，这些源自西方的立法实践与中国古代相应的法律实践遥相呼应；其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人爱物”、“民胞物与”等反对伤生害物的道理息息相通，没有任何相悖之处。中国古人崇尚的“大德曰生”，体现的就是爱护生命的伦理观。这些在古今中外以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思想显现出人类对美善和德性的共同追求。只是，传统不再，美德尽失。十年来，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动物问题，立法保护动物不受虐待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在扩展道德和反对残忍方面却仍然没有向前迈出这关键的一步。 拖延表明我们欠缺对动物生命的同情和怜悯。这种缺憾当然不会只表现在人对动物的态度上。
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在近三十年里飞速发展，人们的财富成倍增长，而在当地务工的民工工资却几乎二十年保持低水平不变。这不是充满暴戾气息的掠夺吗。人们对此可以熟视无睹，坐享好处。在千禧年过后，2001年的一天，在北京的一个市场里，一位收废品的老者被一位清洁工连打了六十几个耳光，倒在水泥地上死了。当时市场里许多人看到了，却无人问询，无人报警。这在早先是多么不可理喻的事情呀。放在三十年前，一定得有人去劝劝架、说一说，乡里乡亲的，外出讨生活，大家都不易。现在却是眼看着一老者挨一年轻人打耳光。人心里的不忍之情哪里去了呢？人群要怎样淡漠才会目睹这种事情发生而无所作为？在南方的一个小城市里，一个中学女生因为小口角被一群街头女生当众虐待殴打达5、6 个小时，期间还被扭到歌舞厅示众，却一直无人过问和报警。这群街头女生的胆气因为周围成年人的漠不关心越加旺盛，开始百般折磨起那个女生。暴戾之气是逐渐形成的，它与日常生活中众多被人忽视的恶和不公平有关。它不仅危害到人，也直接危害到人身边的动物。
2002年，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用两次用硫酸等将北京动物园的五头熊烧伤。这件事情一经披露，立即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大家除了谴责这种冷漠残忍的行为，也对这种现象本身进行反思。我写了分析文章“为所有动物不受虐待”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栏上。我提出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声称喜欢生物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去伤害无辜的生命？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够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残害动物的行为是否应当因为其本身而受到法律的处罚？人与动物的关系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道德意蕴？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身边的动物？我认为人的善恶观直接影响到人的精神品质，也影响到人对动物的态度和行为。 2005年春天，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肃宁县一些皮毛交易市场用难以想象的野蛮方式活剥貉、貂和狐狸等动物皮毛的事情。在那种地方，屠杀动物根本用不着工具，人们可以任意残害动物。有的人把动物直接摔到石头上；有的人先把动物的四肢砍掉；有的人则反复用木棒把动物殴打致昏，然后，人们在动物还活着的时侯就开始剥皮。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一些妇女手拿棍棒猛击动物的头和身体，有的妇女直接“拎起貉的一条腿把牠活活摔到地上”。对动物的随意残害、特别是妇女直接参与的残害行为或许正在印证我们这个时代多么深地失去了不忍之心和人性之爱。河北尚村镇是中国最大的生皮交易市场，年交易额达35亿元，占全国皮张购销量的60％以上。当地人引以为自豪的口号是“中国裘皮看肃宁，肃宁裘皮看尚村”。可是，人们在尚村看到的是怎样一幅残忍血腥的图景。中国乡间曾经有过的良风良俗究竟哪里去了？那些穿戴貂皮大衣的城里人又在支持什么样的残害呢？没有消费就没有残害。那些为炫耀时髦而穿戴裘皮的人不应该去看看那些被活剥皮的动物吗？
这些视野所及的事情构成这个时代的风习。我描述它们并不是要表达伤感或者愤怒，而是因为它们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这个时代的面貌和精神。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原有主导思想被稀释和荒诞化的商业时代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会有怎样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可以达到怎样野蛮的程度。比如，在四川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一种叫做“挑肠头”的吃法――把活鹅的肠子现场挑出来“吃鲜”。这种酷刑据说在四川“文革”武斗中曾用在人的身上。从人到鹅或者从鹅到人，距离有多远呢？一个社会失去它对日常生活乃至普通事物的判断力，这样的事情我们刚刚经历过，我们还需要经历多少无情的历练？ 不过，我们毕竟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谈论人对动物的暴虐管制及其非人道性，谈论动物所应受到的法律保护和人道爱护。回顾这三十年我所经历的精神转变，如果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就是不断地挣开纷繁世事，走上一条关心生命、保有同情心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你随时会发现弱者的苦境和不能言说不能表达自己的动物所遭受的痛苦，起而批评则是一个如螳螂挡车般的经历。不过，这却是我的精神历程中的重要变化。它就发生在这三十年中，与动物在人类世界中所遭遇到的不断加深的苦难正相配合。
如果人心中的善端尚在，如果同情心不灭，人们很容易看到，动物也有苦乐，有悲伤和恐惧，甚至，动物也有自己的历史。想到这些受制于人类并且贡献于人类的生命，我们不应该有一点怜悯和善意吗？在一个由人与动物共同构成的社会里，无论动物的处境与人的多么不同和低下，反对虐待和残害动物始终是社会正义的一部分。人间的歧视和不公正固然远未消除，然而，反对肆意虐待和折磨有感知力的动物正是反对人间歧视和暴虐的延续。对人与动物来说，残酷同样就是残酷，恶同样就是恶。
如何对待动物，可以测度出人类的善有多么广大，以及人类的同情心可能达到怎样的深度。我同意人道主义者史怀哲说的，“我们需要一种包括动物在内的无边界的道德”。我也同意珍尼 古道尔说的，“每一次，当我们的怜悯战胜了残酷，我们就往这个无边界、尊重所有生命的道德向前更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