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佛教兴盛的原因

南唐佛教兴盛的原因

佛教于两汉间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达到鼎盛，宋代以降走向衰微。五代正处于唐宋之交，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发，烽烟四起。遭逢乱世之际，佛教更易流行。

五代之间，诸侯割据，天下瓜剖，训练士卒，更相吞噬，而佛法独盛于其时，以国王大臣犹能倾心奉道，人重法故也。当是时，孟氏起西蜀，钱氏据浙右，李氏守江南，以至闽之王氏，皆严塔庙，崇圣教，延访高僧，咨求法要。

当时佛教在南方的发展以南唐、吴越和闽为兴盛，而南唐居首，这与三代国主特别是后主李煜的大力扶持密不可分。南唐国都金陵在南朝时已成为全国佛教中心，是著名的江南佛都。随着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禅宗在唐末逐渐兴盛，至五代十国形成禅门五宗，即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和云门宗。除临济宗盛行于北方外，其余四宗都盛行南方，他们起初传道的地区在现在的湖南和江西，两地均位于南唐辖境之内，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法眼宗。

南唐地理位置特殊，其东临吴越，东南接闽，南靠南汉，西向楚，处于南方各政权联通的中心，而北面和西北面仅与中原一线为界，战略意义显著。南唐境内有长江淮河两大径流，在上古时期，江淮地区就有尚鬼好巫的风气，这为宗教的发展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土壤。在杨吴-南唐统治者的经营下，国都金陵文风鼎盛，物阜民丰，吸引了许多南来北往的高僧。金陵佛教文化历史悠久，自东汉末年就出现了佛教活动。丹阳人（汉代丹阳在今南京一带）笮融造佛像佛塔，大设布施以招集佛教信徒，这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佛事记录。到孙吴时，金陵与洛阳、成都并列为全国三大中心城市，西天竺沙门康僧会在建业（治今江苏南京，为三国时名称，即金陵）造建初寺，此为有记载的江南首寺。到南朝梁武帝时，佛教大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极写金陵崇佛盛况。隋唐时，统治者刻意贬低金陵作为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但它作为南方佛教中心，乃至全国佛教中心之一的地位没有动摇。

金陵的人文历史孕育出南唐浓郁的宗教思想文化氛围，其优美的自然环境也是当地佛教形成发展的助缘。金陵城依山傍水，景色秀丽，名胜古迹众多，许多僧人在这里都留下了游方的足迹。江西省是南唐的地方行政区之一，因优越的人文地理条件，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当时僧侣们避乱江南，到此依山建寺，著书立说，慧远在庐山创净土宗，沩仰宗、曹洞宗、杨岐宗和黄龙宗等也是在江西开宗立派。

“祖派瀚漫，南方最盛”，中国佛教诸宗与南唐因缘际会。仍以金陵为例，东吴以来，康僧会、竺道生、法显、吉藏、法融等大德高僧均在金陵设坛讲经，弘扬佛法。三论宗发祥地在金陵栖霞寺；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在金陵瓦官寺最早阐说自己关于定慧双修，止观四教的学说；华严宗经典《华严经》的经译场就在金陵（时称建康）道场寺。禅宗流传更为深远，唐代以降，南唐辖境内已有禅宗传播的基础，金陵就是禅宗传布的主要地区，禅宗四祖道信的弟子法融在金陵南郊牛首山的支脉祖堂山悟道，创立牛头禅。法眼宗文益禅师被中主李璟迎请到金陵，先入报恩禅院，后住清凉寺，开宗立说。这充分说明了禅宗的种子落到南唐这片思想文化的土壤里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佛、法、僧三宝具足，南唐佛教发展以金陵为中心可谓顺势而为，这一地缘政治条件得天独厚。

五代十国时期，相较于北方中原地区战乱叠兴，南方战争持续时间短，激烈程度小，波及面窄，故南方诸政权较早脱离战争状态而着手恢复战后重建，地区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南唐地理位置北到淮河，南至五岭，东到今浙西，西到今湖南，全境有多个经济发展点。以扬州（南唐东都）为中心的苏淮地区是长江以北的重要运河通道，漕运十分发达，控扼着粮运和南北交通枢纽；淮南沿海富有渔、盐之利，盐是主要的民生必需品，盐产税收成为南唐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长江以南气候温润，适合大面积种植水稻，粮食生产为南唐国民生计之根本；西部丘陵地带适合茶树类经济作物的生长，瓷器制造业和矿业也很发达；再加上江南、江淮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发展，南唐逐渐积累起丰厚的国家财富。

南唐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着境内佛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南唐寺宇林立，史料记载的著名寺院有奉先寺（该寺即康僧会所造建初寺）、兴慈禅寺、开善道场、清凉大道场、妙因寺、净居寺、证圣寺、殊胜寺、奉先禅院、延福禅寺、无相塔院等大大小小三十余所。南唐国都金陵仅僧徒就达万余人，北宋灭唐后，太祖严格清理庞大的僧人集团，但剩余数量仍然很多。一个地区或某个时期佛教发展的情况常依据寺院数量及僧众人数两项指标进行比量。可见，当时金陵佛教空前繁盛。南唐庞大的寺院开支和僧侣供养，需要强大的国家经济做后盾，而国家对佛教事业的大量投入又进一步催生出发达的寺院经济。寺院僧侣不仅能享受国家的免税政策，道场建设经费、僧侣日常开销也由国家拨给，寺院田产收入和法事香火钱则归寺院僧侣集体所有。“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地，谓之‘常住产’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县，地过豪右。”从这段史书记载里就能看出寺院常住产规模之大，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也相当可观。寺院经济是佛教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优渥的待遇使僧人们能全身心地修习佛法、参演佛理和举行大型佛事活动。

南唐发达的寺院经济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一种证明。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其他南方诸国的地区经济也得到了普遍发展，这为北宋时我国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实质性南移奠定了基础。伴随经济文化中心南移趋向日趋明显，佛教中心跟着南移。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与本土思想产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玄学流行，僧人有意识地向知识分子阶层渗透，玄佛合流使佛教在南方的发展重获生机。佛教欲在东土站稳脚跟，则依附王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佛教势力，行传经布道的“方便之门”。释道安曾感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所以一些高僧主动亲近统治阶层以寻求支持，南唐僧人亦是如此。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无论在教义思想还是组织形式上都与华夏本土文化有差异并产生矛盾冲突，要想立足仅仅依靠个别僧人的影响力是不够的，只有当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以明确的宗教政策稳固下来才算博弈成功。因此，统治者的文化方针势必左右该国佛教的发展。南唐三代国主一贯采取包容的宗教文化方针，只不过各时期偏重不同。先主李昪以唐皇后裔自居，必然推崇道教，晚年又十分迷信丹药，但对佛教很包容。他修建牛首山幽栖寺，鼓励翻译佛经。中主李璟重视儒学，推行书院教育，设立贡举，对道、释二教并加推崇，闲暇之余喜欢和高僧交游。后主李煜则是狂热的佛教徒，一时间崇佛成为南唐风尚，寺庙遍布，僧、尼泛滥。至此，佛教俨然成为南唐国教。

南唐君主在其统治时期都不曾为了独尊某教而排斥他教。《金陵梵刹志》载石头山清凉寺“基址二十亩，东至耿公书院，西至唯心庵，南至官街，北至本寺山亭”，耿公书院乃儒学繁荣之证明，唯心庵亦是佛教禅宗唯心思想之表征。

明南京兵部尚书乔宇在《游清凉山记略》中详细描绘清凉山周围坏境，“径南折，有灵应观，临乌龙潭，面城负山，亦幽隐，而登眺则不及也”。灵应观为道家修习之所，这说明儒、释、道三教在该地已形成交融发展的格局。

佛教集团在历史上曾与上层阶级抢夺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部分佛教势力侵入宫廷，企图左右朝纲，严重损害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各时代政权采取了对佛教谨慎控制的宗教政策。佛教在南唐之所以蓬勃发展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三代国主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方针。

综合南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不难看出，南唐佛教的发展在地缘关系上与禅宗在南方的盛行属一脉相承。就国情而言，南唐国内稳定的政治局面、繁荣的经济生活和丰富的文化建设为南唐佛教发展提供良好的客观条件。在人脉关系上，南唐三代国主，特别是后主李煜的大力倡导，使佛教全面渗透进南唐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分析南唐佛国所呈现出来的佛教发展诸多因素，可以发现南唐佛教在承唐启宋的社会转型期也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