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代万历北藏为中心党宝海 千佛庵坐落在山西隰县县城西北一华里处的凤凰山巅，寺院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开始募建，崇祯二年（1629年）创建正殿，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殿落成。但此时全部工程尚未结束，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工程暂时停顿下来。清顺治八年（1651年）至十三年（1656年）间，建设又重新开始，一些次要建筑陆续完工。这期间还完成了庵内各种塑像的塑绘。现在寺院的格局和一应设施就是在此时奠定的。① 寺院分为上下两层院落，下院的主体建筑为砖券无梁殿，上院为大雄宝殿和文殊、普贤两座配殿。大雄宝殿内是满堂精巧的木骨泥制悬塑造像，梁架彩画也富丽典雅，别具特色。清人称千佛庵为“负郭之第一胜刹”。该寺位于山顶，从山下上山的石阶要穿过一段人工开凿的山洞，洞口有门，题额为“道入西天”，“郡人因有‘小西天’之号”。②当时县城的南关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圣境寺”，寺内大殿也有精湛的悬塑，俗称“大西天”（今寺院已毁）。在隰县县城大、小西天一南一北，相映成趣。 由于这里精彩绝伦的彩绘悬塑艺术，千佛庵在1986年就被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为国务院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久闻此处殊胜，1992年冬，笔者第一次到此地游览。在欣赏悬塑彩绘之余，听寺中僧人提到寺院中保存着一套完整的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佛教大藏经（学界通常称之为“万历北藏”或“北藏万历续刻本”）。当时笔者对崇祯年间所建寺院藏有万历北藏心存疑惑，但并未过多留意。近年来笔者开始关注佛教史特别是佛经雕印史的研究工作，翻检新近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释家类·大藏》，并未提及隰县千佛庵对万历北藏的收藏。书中只提到了七家收藏单位，分别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太原市崇善寺、安徽省九华山管理处、福建宁德县万寿禅寺、福建福州市鼓山涌泉寺、重庆市图书馆，所藏经书均为残本。③这里开列出的收藏单位显然是不完全的。④承友人见告，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就收藏着一套不完整的明万历北藏。⑤近来有报道说，在甘肃张掖市大佛寺发现了完整的原版明代北藏，报道没有明确提到寺中藏品是正统北藏还是万历北藏，但从文中提到的佛经卷帙数字来看，这部明代大藏经肯定也是残缺的。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千佛庵所藏佛经做一较为详实的调查。1999年夏笔者利用日本学者小野玄妙校订的《大明北藏圣教目录》⑦，进行了实地调查。
⑧ 一、大藏经简况 明万历北藏现存放于寺院下院东侧名为“半云轩”的经舍中。这是一幢面阔三间、进深一间的悬山顶房屋。有木门和铁栅两道房门，窗子都用铁栏加固。 房内有黑漆经橱十二个，北藏占用了其中的十一个。经橱高1.83米，宽1.34米，对开门，内分四层，每层放置经书八包，每包内有佛经两函，用千字文标号排列。每函一般有十卷经书，全橱总计可放经书三十二包，六十四函，六百四十卷。 佛经经帙用厚粗布包裹，布上大字墨书包内佛经的千字文号。包布通常染成明黄色，由于年深日久，颜色已经黯淡。从布面上的墨书布施题记来看，现在这批包布已非明代故物，而属清代⑨。 每包内有经书二函，函套外覆黄绢，函封左侧上端为蓝绢书签。墨印经名、卷数、千字文号。若数经同函则写明几经同函，不具体写出经名。函内佛经为经折装，每卷一册。经折的封面、封底皆覆以黄绢，封面正中有蓝绢墨印书签，标明经名、卷数、千字文号、第几册。从函套、经折的装祯来看，佛经显然得自于皇家。 每一函佛经的第一册都有明英宗正统皇帝御制诗和精美的扉画“释迦说法图”。御诗和扉画合刻在一纸上，折为六个半叶，第一个半叶为正统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正统皇帝（明英宗）御制诗碑。从“钜”字号《华严悬谈会玄记》到“史”字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共四十一函、四百一十卷为明神宗于万历十二年补入，这四十一函的御制诗的年代改作“大明万历七年六月吉旦”，诗的内容保持不变。大藏经每函第一册卷首的第二至六个半叶为“释迦说法图”，释迦牟尼佛端坐在正中，宝严螺髻，头部上宽下窄，肩宽腰细，着袒肩袈裟，手结说法印。图象具有明显的藏式风格。在佛陀的周围是缭绕的祥云和听法的各界神众。构图繁密，雕工细腻。每函佛经的最后一册末尾都有二纸，依次印有印经牌记和护法神韦陀立像。印经牌记上通常印有这样两行文字：“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笔者按，万历戊戌年为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8年。下文中为书写方便，一律用“/”表示换行）。也有些牌记中间留出空白，供印经功德主书填姓名（详见下文）。 佛经正文用白连纸印造，每纸长64厘米，高35厘米，版心高27厘米。上下双边，系外粗内细的子母栏。每纸共印经文二十五行，行距约1厘米，每行十七字，每字约1厘米见方，文字中间无句读。一纸四折，折成五个半叶，每半叶有经文五行。刻字疏朗端丽，纸质洁白，墨迹如新。历三百余年还保存得这样好，实属罕见。 藏经使用的绢、纸、墨与明代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明崇祯年间宦官刘若愚曾详细记载了印造万历北藏所需要的原料。现征引如下：⑩ “佛经一藏,计六百七十八函，十八万八十二叶，共用白连纸四万五千二十三张，蓝绢二百五十三匹七尺四寸，黄绢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每匹长三丈二尺棗原注）。黄毛边纸五百七十张，蓝毛边纸四千九百十二张，黄连四纸三百四十七张，白户油纸一万八千九十五张，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两，白面一千二百二十五斤，白矾四十五斤。” 千佛庵大藏经所用原料不外乎就是这些东西。 笔者根据《大明北藏圣教目录》对“半云轩”经舍内的大藏经逐函作了点验。这里的佛经确为万历年间续刻本北藏，起“天”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终“史”字号《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万历北藏共计678函（内有佛经目录1函，佛经正文实为677函），6771卷。笔者对千佛庵藏经点验的结果是“漆”函《佛吉神德赞》等十种佛经全缺，“别”函《善见毗婆沙律》仅存第三册卷十三和第五册卷十五残本。某些字号的个别经册损坏比较严重，作过不同程度的补抄。大体来看，千佛庵现存明万历北藏为676函6752卷。 由于笔者所知国内关于万历北藏收藏的情况有限，仅能以手头拥有的一些资料作一比较。据上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国内见诸著录的七家收藏单位均无全藏。浙江图书馆所藏万历北藏也严重残缺，有二十个字号全缺，一百个字号不完整。相对而言，在这座吕梁山区寺院中保存的这部比较完好的大藏经实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这部大藏经中很偶然地发现了一册错装本佛经。“合”字号为《景德传灯录》卷一到卷十。在第一册卷首是扉画和御制诗。但它和其他各本图案与诗句均不相同。首先，其他各册均为一纸六个半叶，先诗后图，而此本则为一纸八个半叶，先图后诗；其次，御制诗的内容明显不同；第三，其他各册扉画均为“释迦说法图”，而此本则为道教三清及诸圣像。经笔者对勘，这里的诗和画与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诗画完全相同。B11很显然，在明代工匠装订佛经的过程中，误把道藏卷首扉画装入佛藏之中。这在官版藏经的印制史上是很少见的。同时，它也提示我们去注意明代经厂的生产活动。明皇室为了积聚功德，大量印刷佛藏、道藏，而具体承担这一职责的则是设置在禁内的经厂。B12由于佛藏、道藏都在这里印制，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有趣的是，在邻国日本收藏着两部《正统道藏》，其刊印的年代、月份与千佛庵所藏万历北藏的刊印时间完全相同，B13这进一步为我们的推测提供了旁证：在两部藏经同时印制的情况下，发生装祯错误完全可能。 二、大藏经的来历 笔者最初对千佛庵的明代藏经留下印象，是由于建寺年代和佛经刊印年代的时间差所引起的困惑。经过本次调查，这个疑问得到了解决。 “半云轩”经舍内正对着屋门的，是一个镶嵌着玻璃的矮经橱，里面展示着经折装万历北藏“天”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一卷的卷首部分，由两纸粘连而成，两纸之后才是佛经的正文。第一纸为正统皇帝御制诗碑和“释迦说法图”。第二纸折成四个半叶，上面印有万历皇帝赐经所颁圣谕。这对于我们认识千佛庵藏经的来历极为重要，全文抄录如下： “皇帝敕谕圣境寺住持及僧众人等／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钦哉故谕／大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其中第一、第五行因提及皇帝、皇太后而抬头顶格刻印，第一行“圣境”二字系手书楷体小字，填在版刻特意留下的空白处，并不是印刷的文字。 这段颁经圣谕明确解答了千佛庵万历北藏的来源问题：其为万历皇帝御赐。我们注意到此处诏谕的年代与佛经各处所见印经牌记上的万历戊戌年即万历二十六年不同。笔者认为，佛经印制的年代应在万历二十六年，而不是万历十二年。大藏经卷首谕旨使用的仍是万历北藏初刻时的印版，只要用墨笔在特意留出的空白处书填一下受赐寺院的名称即可，所以经书上还保留着佛经初刻时的年代。而佛经每函卷尾的刊经牌记则必须使用新的刻板，以便正确记载刊印这部大藏经的具体年代。因此牌记上的纪年才是可信的。千佛庵万历北藏应印制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年，公元1598年）。 由万历谕旨可以看出，这部藏经原为隰县县城南关圣境寺所有。清人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道光二十七年《重修藏经殿观音堂人祖庙记》写道：“（圣境寺）其释典颁于明万历年间，共计六百七十八函，特赐护持，由来已久。”B14这也说明直到清代后期大藏经仍藏于圣境寺。后来由于圣境寺的衰败，经书才几经辗转移归西郊凤凰山巅的千佛庵。承千佛庵长老性堂法师见告，至迟在民国时期万历北藏已成为隰县僧众的共有经籍，并形成了每隔三年大藏经在隰县各主要寺院中流通一次、循环供养的定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藏经正传到千佛庵。由于宗教政策和各寺院的境况发生变化，大藏经从那以后就不再转移，固定存放在千佛庵了。“文革”期间千佛庵也受到冲击，性堂法师和杨成孔居士冒险将藏经辗转隐藏到各处，成功地躲过了那场浩劫。如果没有他们两人的保护，这部万历北藏很难保存到今天。 从万历皇帝的圣谕来看，大藏经是由皇帝颁赐的。但这显然未能提供足够的细节。 照一般的说法，北藏很少下赐，获赐此经的寺院皆为有特殊背景或有雄厚经济实力和 广泛社会影响的大寺院。B15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情况的确如此。笔者选北京、五台山、九华山三地的受赐寺院列表加以说明： 表1 时间地点详细情况资料来源 万历十一年四月B16北京二圣庙（明）范榜《宛署杂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221页。 万历十三年五台山敕造大藏经，布诸天下名山，用充化宝，各有敕旨护持，五台有二藏焉。（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版，135页。 万历十八年八月北京万佛寺书中载有颁经圣谕，除寺名外，文字与圣境寺同。《宛署杂识》，221页。 万历二十年四月北京翠峰庵《宛署杂识》，221页。 万历二十七年春三月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遣御马监太监王忠，赍送佛大藏经一藏於狮子窝。有颁经圣谕，文字与圣境寺者不同B17。《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安徽九华山地藏寺现在尚存颁经圣谕，除寺名、送经宦官名衔外，文字与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者全同B18。《佛教胜地九华山》，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7页。 万历二十七年夏五月五台山中台仍遣太监王忠赍送佛大藏经一藏安于中台。《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七年夏六月五台山北台仍遣太监王忠赍一藏安置北台。《清凉山志》，135页。 万历二十八年夏四月五台山其余三台遣太监王忠赍送佛经三藏安置余三台，普山饭僧。自是台山钦赐藏经凡有六藏，皆有圣谕护持，用充化宝，开觉生民。《清凉山志》，136页。 从上表的情况来看，得到赐经的多为地方名寺或京郊大寺。那么，山西隰县（明代称“隰州”）圣境寺是怎样得到这部经书的呢？以下笔者就调查所得，介绍三点情况。 首先，隰州圣境寺虽然现今不存，但当年却是名副其实的河东巨刹，“结构宏敞，规模宏伟。前有东岳行宫，后有诸佛宝殿。其朱幡华盖，碧马金轮，绘塑之盛，称巨观焉”。B19从时人的记载来看，该寺的建筑有东岳行宫、诸佛宝殿、东西十王殿、三圣庙、观音堂、人祖庙、藏经殿、东西角楼、钟鼓楼等B20。自嘉庆以来因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建国后这里改做师范学校，“文革”期间寺院建筑的绝大部分都拆除了。据老人们回忆，破败的圣境寺仍有很大的规模，占地达一百余亩，大小建筑众多，而且殿中也有精湛的彩绘和悬塑，其工艺之高超不在千佛庵之下。笔者曾到县城南关隰县师范原圣境寺故址踏勘，今天颇具规模的隰县师范相当于原来圣境寺的一部分，寺院的旧房屋只剩下唯一的一座歇山顶小配殿，但通过它我们仍能想象到当年圣境寺建筑的工巧与规模。殿前的两棵古木是寺院古老历史的活的见证。总体上看，明代圣境寺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名声来安置皇家大藏经。 第二、大藏经是怎样由皇家经厂请至圣境寺来的？通过对佛经本身的查检，我们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佛经每函最后一卷的末尾或印经牌记的中间空白处，常有印经功德主的墨书题记，这对于我们研究圣境寺万历北藏的来源至关重要。笔者抽检了其中一部分佛经，得到相当数量的题记，现列表如下： 表2 千字文号、册号经名卷数题记内容 天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十发心造藏都功德主胡廷有室人周氏B21 玄十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三十汾州府临石县关厢里张家庄／发心造藏都功德主胡廷有／室人周氏（笔者按：“室人周氏”四字另起一行，与“胡廷有”三字并列）。B22 河十光赞般若波罗密经十施财致仕官李科室人曹氏男李茂梅、松、园、桂共承 翔十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密多经一施财生员张重蔚室人王氏保佑男张粉获、永宁、女张眼女 守十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五十穆世宜一部 二十同上七十信官王永会承一部 京十阿毗昙毗婆沙论八十信士王思武下一卷 泾二阿毗达摩顺正理论七十二信士常汝成二卷 泾六同上七十六信士李邦阳中四卷 泾七同上七十七信士任思成下一卷 泾八同上七十八信士李朝聪下一卷 泾十同上八十信士张廷右下二卷 辅十慈悲水忏法三施财信士李汝爱承经一部 合十景德传灯录十施财信士真顺一部 弱十景德传灯录三十施财信士张宅左氏一部 扶十宗门统要续集九信士净宣二卷 倾八宗门统要续集十七施财信士真NB32D八卷 倾十宗门统要续集十九信士真建二卷 武十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施财信士理冬下五卷 俊十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二十施财信士玄资下二卷 义十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信士闰春五卷 由于时间紧迫，笔者对佛经题记的调查只能采用随机抽取的方法，但从上表的题记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圣境寺万历北藏的来历。这部大藏经是由僧俗大量施主布施请印的，而请印佛经的倡议和组织者则是汾州府临石县关厢里张家庄胡廷有及其妻子周氏，B23他们作为发心造藏都功德主，不但布施了整部《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还广为募化，发动各界的力量，包括男众、女众、在职官员、致仕官员、生员、僧人，乃至仅能布施一卷经书的普通百姓。正是靠社会各界的力量，才能凑足请印佛经所需的财力。这也说明，所谓皇帝颁赐藏经，仍需要付出相应的金钱。 笔者尚未查得官方所规定的请印万历北藏需交纳的金额，但我们从明南藏的《请经条例》可以略见一斑。明南藏于永乐元年开雕，由“天”字号到“石”字号，共六百三十六函，藏版于金陵天禧寺内。万历年间重雕板木，并规定了印经费用，允许僧俗请印。根据用纸和装祯方法的不同，价格分为九等。上等用连史纸、中等公单纸、下等扛连纸。其装祯也分为金花缎、金花绫、金黄绢等三种。第一等用良质连史纸，上下表纸和经帙全用缎子装裱，一藏需银二百八十九两。最下等用扛连纸，上下表纸为纸制，帙则以绢裱装，一藏需银六十四两。造经以三个月为期限，请经者留住之实际用费另计，并征收板头钱十二两。B24 从印造明南藏的费用来看，价格颇为不扉。那么，请印卷帙更多、深藏宫禁的万历北藏，其费用更在南藏之上。所以，必须广泛发动，多方征集资财，才能完成为隰州圣境寺请印大藏经的功德。 第三、万历北藏所反映的民间信仰问题。汾州府临石县（即灵石县）与平阳府隰州并不相邻，由此可见隰州圣境寺的影响之广远。另外，从施主的数量及其社会阶层的分布来看，我们能够认识到明代后期功德思想在民间的深刻影响。从现今保存的佛经实物来看，自宋代以来，山西民间刊印了大量各种佛教典籍。其中最重要的是金代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由潞州地方官员之女崔法珍为首刊刻完成的大藏经。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就是这部大藏经的补雕本。当时为了刊刻这部经书，官员、城乡居民、僧众同心协力，凑集钱财，“有资产者每以一人输财至数千贯，刻经至数十卷，无余蓄者则施树、施骡、施布，倾其所有”。例如“解州安邑县三路李村男弟子马福昌，并弟小马全，同发愿心，舍自己家生骡一头，施与本寺雕大藏经七卷。”B25他们对佛法如此虔诚，是与佛教的功德思想密不可分的。而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四百多年后的明代晋中地区依然强固地存在着。 三、明清零本佛经 在对万历北藏进行调查的同时，笔者发现了一些明清零本佛经。除了文物价值之外，它们对于佛教史和印刷史的研究也有一定意义，在这里一并介绍。 嘉靖年间刊《大方便佛报恩经》零本，经书一纸五个半叶，每半叶五行，每行十五字，上下双边子母栏，有句读。该经卷首为一纸六折，第一个半叶为御制诗和刊经记，刊经记比较重要，录文如下：“永乐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施 嘉靖二十六年河东王长子新土贵重刊”。第二至六个半叶为释迦说法扉画，图案明显具有藏传佛教图像的风格，但与北藏不同。经书第三卷后的刊经牌记上写着：“山西晋府典膳邢钦上同／母苗氏发心刊造此报恩经第三卷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凡向二六时中仰仗诸佛护佑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第四卷卷尾刊经牌记为：“山西太原府在城居奉／佛弟子信士宋儒同缘闫氏共发诚心刊斯经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凡向时中吉祥如意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第五卷卷尾有刊经牌记，文字为：“山西太原府在城崇善寺总督住山清润延庆寺住持德玄德忍徐沟／县僧普乘刊梓此经功德伏愿生生见佛世世闻经讲道无魔成佛有分者矣／嘉靖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谨施”。由此可知，刊印此经的资金筹措工作早在嘉靖二十年就已经开始了，六年后正式雕版刊行。 隆庆年间刊《慈悲道场忏法》零本。一纸五个半叶，半叶五行，行十五字，子母栏，有句读。卷一后有刊经牌记：“山西潞州府沈府沈阳中护卫右千户所军余信士陈增／并潞城县黄碾里信士善人史廷保／同发良心喜舍己资重刊／梁皇赦罪宝忏首之一卷愿祈／佛日增辉法轮常转者矣／隆庆元年仲秋八月吉日刊”。牌记前另有淡墨题记三行：“路城县曹一品／现堂母陈氏／造经一卷”。 万历年间刊《地藏菩萨本愿经》零本。一纸五个半叶，半叶五行，行十五字，子母栏，有句读。上卷有佛说法扉画和颂德碑记，文字为“皇帝万岁万万岁”。内文加盖“圣境寺印”朱红方印。下卷末尾有刊经牌记，文为“御制印造／地藏菩萨本愿经一藏计五千四十八部／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大明万历二十二年八月 日印施”。 天启年间刊《慈悲道场忏法》零本。在第十卷“音释”后有印刷文字一行，“信士李方发心重刊北京海大门里单牌楼观音寺胡同红字牌党三经铺印造”。此后为印经牌记，其中间的空白处有墨书题记五行“永和县望海寺如锡如铉赴／京请忏一部／本寺住持真福真林／门徒性霆性／天启四年十月吉兴工如NB152如锈”。有趣的是，另一卷（卷数尚难判断）卷末刊经牌记的中间部分被挖掉，贴上了另外的六行文字，“隰州慈愍庵住持僧寂盛记／门徒照悦照NB03F照忻照忄奇／崇祯七年七月初八日请”。慈愍庵是隰州北十里的一座佛寺，B26崇祯七年该寺得到的这部佛经显然来自永和望海寺 除上述明代印本佛经外，在千佛庵还保存着清康熙年间印造的一批佛经，这些佛经分别为《苦功悟道经》、《叹世无为经》、《破邪显证钥匙经》、《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经》，一纸五折，半叶四行，行十三字。字大墨黑，版式严整，工艺精湛。在《破邪显证钥匙经》下卷卷尾有印经牌记和施经牌记各一，印经牌记上有印文六行：“遵古板原样重刊四字头新板大字每行一十三字对写校／正一字无差恐谬言此板有差讹字样谨将五部／祖意一堂总计字数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五字开具／苦功卷八千八百六十七字叹世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字／钥匙上卷一万三千五十九字钥匙下卷一万四百二十八字／正信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九字太山卷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八字。”这方印经牌记很有商业气息，相当于今天的商品广告。此后为印经年代：“康熙戊寅年重刊”。再后为施经牌记，文为“苦功、叹世、上匙、下匙、正信、泰山解论共计一堂施财信女马门佟氏、赵门马氏、法云重刊”。同属这批佛经的《破邪显证钥匙经》卷上之末尾除了印经时间、施经牌记外，还有印经牌记文五行，文为“祖意一堂总计字数七万四千二百六十五字开具 苦功卷八／千八百六十七字叹世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四字钥匙／上卷一万三千五十九字钥匙下卷一万四百二十八字／正信卷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九字太山卷一万四千二百九十／八字新板刊在党家经铺内有大字参际是新板详认之”。文中“党家经铺”的“党”字为烫金字。通过这些题记和牌记，我们基本可以清楚这批佛经的来历，康熙戊寅年（即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佛教信徒佟氏、马氏、法云等三人施财，在党家经铺印制了五部佛经。那么，印经牌记中的所谓“古板”究竟是何时的版本呢？我们在千佛庵的经舍中发现了一部《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也是一纸五个半叶，每半叶四行，行十三字。字大墨黑，版式、字体与上述五部经书完全相同。可以推知经书大体同时，且出自相同的书手、刻工之手。在《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的卷末有印文题记一行，“万历壬子孟秋校证乙酉年重刊”。据此《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的底版当刊刻于万历壬子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年）。万历乙酉年为万历十三年（1585年），远早于万历壬子年，重刊是不可能的。六十年后的乙酉年为顺治二年（1645年），当时清军入关，战火蔓延，重刊佛经也不可能。所以这里的乙酉年当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即公元1705年。这和佟氏等施印五部佛经的时间相去不远。从佛经本身的相似、印经时间的相近来看，佟氏等施印的五部经书使用的所谓“古板”与《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所用底版当出于同一系统，皆为明万历壬子年前后雕刊的版本。根据这些覆刻明版并精印的多部佛经，我们可以追见明版零本佛经的风貌。 无明确纪年的清代佛经《修礼七佛慈悲忏法》。经折装，一纸五个半叶，半叶四行，每行十三字，有句读。卷首一纸四个半叶。前三个半叶为“释迦说法图”扉画。第四个半叶为“皇帝万岁万万岁”赞碑。卷尾牌记上端为叶蒂图案，下端是莲花图案。中间空白，而两边各有印文一行，分别为“江南布政司北首金沙巷口周／毓肇经房刊刻诸品经咒印行”。布政司的设置始于明朝，但当时在江南地区并没有设置布政司，而是由应天府管辖。到清代初期才在江南地区设置江南省，顺治十八年（1661年）改为左、右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司驻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管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俗称江南布政司。直到康熙六年（1667年）改作江苏省为止。B27笔者认为这部佛经应刊刻于清代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六年之间的江宁府。 清刊《大佛顶首楞严经》。该卷卷十后有“重刊楞严经后语”，文略曰：“此方旧有是板，原藏于／邑城之东马神庙乃明纪僧海全所造／及己丑寇氛毁坏不传四十余载今岁／夏初比丘澄鉴悲佛顶之无征悯法宝／之陵替劝众鸠工焚膏以梓之是举也／运广长舌演妙音于无穷揭日月轮曜／光明于不夜……／大清康熙丙寅腊月八日上党优婆塞／弟子马德沐手谨跋南街昭觉寺藏板”。文中的“康熙丙寅”为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此后为印经牌记，文七行，“南董镇三教洞募缘僧澄鉴纠领十方缁素人／等同共重刊楞严经板一付流传于世祝／皇王万岁太子千秋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孙性观比丘澄鉴徒清乐敬刊梓人王氏／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吉旦。” 清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该经刊雕粗砺，毁坏严重。卷尾印经记五行，“山西汾州府孝义县大孝堡临黄塔／舍利寺经理比丘维垣谨募／十方缁素助资普愿流通惟冀各先代考妣／福寿康宁多生父母高超净界者矣／大清咸丰元年岁次辛亥六月望日刊行板存本院”。 结语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以汾州府临石县（灵石县）胡廷有夫妇为首的僧俗人众为山西隰州圣境寺请印了万历北藏。在清末或民国时期这部大藏经转归千佛庵保藏，直到今天。这是一部保存比较完好而又鲜为人知的善本大藏经。同时，千佛庵还收藏着相当丰富的明清零本佛经。 对以万历北藏为中心的千佛庵所藏佛典的调查，使我们在文物、佛教史、印刷史、社会史的研究方面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 注解： ①详见吴锐：“山西隰县千佛庵大雄宝殿建筑、彩塑创建年代新探”，《文物》1998年第5期，第65棗69页。 ②宋NB03F：“重修千佛庵记”，光绪二十四年《续修隰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第180页。山西省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翻印《隰州志》，1982年重排本，第336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第六册，卷二十，第二叶；第八册“收藏单位”，第一百五十九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线装本。 ④据载南通狼山广教寺、镇江超岸寺、定慧寺皆有万历续藏。但由于时间推移， 这些寺院中的明代北藏可能已经散佚或移藏它处。见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原载《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1931年），后收入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上册，第58页。 ⑤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杜惠芳女士1998年11月给笔者的信。信中说：“这部大藏是明万历年间刻的，属北藏。经书据说从兰溪某一庙得来。”信中还提到，这部藏经已严重残缺，有二十个字号全缺，一百个字号不完整。实际上，早在七十年代毛春翔先生就已经谈及此事，见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4页。 ⑥郗永年：“甘肃张掖大佛寺发现明清佛经六千卷棗原版《北藏》、金银佛经为世所罕见”，《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8日第4版。文中提到寺内共有经、律、论1261部(引者按：原文如此)、6647卷。而据完整的统计，明代正统北藏为1621部、6361卷；万历北藏为1657部，6771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汉文大藏经”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页。从三组数字的比较来看，张掖大佛寺北藏亦非完帙。 ⑦小野玄妙《佛书解说大辞典》第十二卷《总论》第三部“大藏经概说”第五章“钦定大藏经下刊本时代·明官版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目录”，东京：大东出版社1936年版，第894棗913页。 ⑧由于文物管理部门保护文物的考虑，笔者未能获允拍照，所以文中尽量详细地多做书面描述。本次调查得到山西隰县文管所、千佛庵长老释性堂法师、当家师释海洋法师的惠允和热情支持，谨致铭感！ ⑨如“文、字”号包布上有如下题记：“大清光绪七年五月初五日（缺字）舍弟子庞香岐男明月敬叩”。 ⑩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内版经书纪略”，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年版，第2册，第158页。 B11正统道藏卷首扉画可见台北艺文印书馆于1977年影印的《正统道藏》第一册。 B12关于明代经厂可以参看韦祖辉：“明司礼监大藏经厂的盛衰”，《北京史苑》第三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棗368页。 B13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道藏》有如下牌记：“大明万历戊戌年七月吉日奉旨印造施行”。日本宫内厅藏《道藏》有手摹牌记，文字同。见朱越利《道经总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这两条牌记的内容与千佛庵北藏完全相同。 B14薛文锦：“重修藏经殿观音堂人祖庙记”，光绪续修《隰州志》卷二“寺观”，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171棗172页。又见山西省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翻印本《隰州志》，1982年重排本，第332页。 B15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印史”，原载《中国佛教史论集》第三册（1956年），后收入上引《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第152页。 B16从文中“赐经”的文字来看，这部佛经显系万历北藏。那么这一纪年可能有误，因为此时万历北藏的雕版与刊印尚未完成。 B17圣谕原文为：“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泰，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内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王忠，赍请一藏，前去五台山狮子窝文殊寺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见上引《清凉山志》，第135页。 B18圣谕原文为：“敕谕九华山地藏寺住持及／僧众人等／（以下文字至“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与五台山大护国文殊寺者同）今特／差内官监太监汉经厂／表白李官赍请前往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大明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二十四日”。从《佛教胜地九华山》中刊出的这件圣谕原件照片来看，它是一件正式的皇帝谕旨，上面加盖了方形玉玺“广运之宝”朱印。 B19前引薛文锦：“重修藏经殿观音堂人祖庙记”，光绪续修《隰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第171棗172页；山西省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翻印本《隰州志》，第332页。 B20同上。 B21“地”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二十、“奈”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六百题记同。 B22“黄”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四十题记同。“宙”字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六十题记在“张家庄”后多一“村”字。 B23这里“汾州府临石县”的提法颇为罕见。据《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二”，汾州直到万历二十三年五月才升格为府，领有一州七县，分别为永宁州、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石楼、临县、宁乡。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4册，第965??66页。其中并无所谓的临石县。再进一步查阅《明神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五，在万历二十三年五月确定的汾州政区调整方案中包括十一个州县，即汾阳、平遥、介休、孝义、永宁州（治离石）、宁乡、临县、灵石、沁州、沁源、武乡。见《明实录》，第57册“神宗”，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版，第5290页。其中也没有提到临石县。从《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四十四关于“汾州府”沿革地理的记载来看，在明万历年间这里也没有发生过县级地区的合并，没有出现过新的所谓“临石县”。详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第50册，第3棗5叶。那么如何解释刊经牌记中的这一记载呢？笔者认为，这里的临石县当是灵石县的异写。在语音上两者相近，在民间采用异写的形式是完全可能的。除灵石外，在汾州府恐怕没有一个县能被称作临石县。因为当时离石县是永宁府的所在地，通常不以县名见称。关于“临石”即“灵石”的推论，得益于李新峰学长的揭示，特些致谢 B24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颁《大明南藏请经条例》，参见道安上引文，上引《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第148页。 B25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原载《国风》第五卷（1934年）第十二号，后收入张曼涛主编《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第230、225??26页。 B26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6年版，第161页；山西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重排本，第70页。 B27参看前引《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七十二“江苏统部”，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24册，第3棗6页。《清史稿》卷五十八“地理志五·江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册，第19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