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任继愈先生论述的几个学术问题——纪念任继愈先生逝世10周年
发布时间：2024-09-28 04:04:09作者：佛心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首任所长任继愈先生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接见世界宗教研究所首任所长任继愈先生60周年、遵照毛主席指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55周年，又是任先生逝世10周年。今天由世界宗教研究所举办缅怀任先生的学术思想座谈会是很有意义的。
我从1964年9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尚处于筹备成立阶段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始从事佛教研究，直至1997年任先生出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在长达20多年时间里主要是在任先生指导下从事中国佛教史研究。在这以后，我与任先生也保持经常联系。
考虑到参加座谈会的学者和朋友人多，这里不拟占用过多时间发言，仅结合在任先生指导下参与编写《中国佛教史》，并且重阅任先生为已出版的三卷写的序，简要回顾任先生论述过的几个学术问题。
一、主张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佛教历史
任先生对中国哲学和佛教、道教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佛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运用唯物史观撰写了几篇阐释隋唐佛教宗派的论文，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赞扬，在1959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主席接见任先生深谈哲学和佛学问题的过程中也予以充分肯定，1963年12月30日毛主席在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所加的批语中还用“凤毛麟角”加以赞许。
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哲学、历史、宗教等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任先生走有前面，率先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薄弱领域——佛教研究中做出成绩。1964年9月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全所在以任先生为核心的所领导班子指导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学习，为以后全面开展世界三大宗教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任先生鉴于国内一直没有一部中国佛教通史，在文革结束，研究所正式恢复业务之后，着手成立了《中国佛教史》编写组，开始虽只有三人，然而却未有等待，在制定编写八卷的整体规划之后，便马不停蹄地拟订第一卷章节，然后边学习、边搜集和梳理资料、撰写书稿。这样，在1981年由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任先生在为这卷写的长达一万字的序中，强调研究佛教必须坚持以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我们自知才力和学识有限，要写出有高度水平的中国佛教史还有不少困难有待于克服，但是我们有机会见到前人所没有见过的材料；我们有可能吸收近年国际学者研究的新成果；我们比前人更幸运，因为我们开始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新最犀利的工具来解剖佛教史，有了这个工具，就可以透过历史的迷雾，比前人看到更多的历史真相。
要求从纷杂的历史现象中把握本质，从偶然中探寻必然，揭示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真相和规律。既要防止站在古人的立场“以经解经”，又要防止离开历史事实作“任意发挥”，丧失科学性。他说：“如何用科学的语言，把佛教思想中不科学的，但又结构严密的宗教哲学体系讲清楚，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
任先生还引用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的著名论断：“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告诉我们，撰写中国佛教史要始终做到将佛教置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中，考察佛教与当时的朝廷、统治阶级、各个时代的制度和思想文化，与儒家、道家等学派或宗教的关系，然后对佛教人物、教说、宗派作出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评价。
二、考察佛教在中国初传、滋长、兴盛、衰落过程及其发展规律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在公元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经过适应中国环境、国情、与传统文化和习俗相结合的民族化历程，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之一。
任先生遵照唯物史观表示：社会实践证明，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哲学和宗教也同样在伴随社会发生变化。他说：
哲学和宗教看起来高入云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实际上它们仍然是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反映，只是有时是直接的反映，有时是间接的反映，有时是曲折的反映罢了。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反映经济生活的和政治生活的哲学、宗教也相应地改变。我们应当通过考察佛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初传、滋长、兴盛、衰落的全部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序）
这实际是在诠释和发挥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说“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论断。
按照这个设想，任先生在1980年指导制定了《中国佛教史》一书的总体编写计划：全书撰写八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一卷：东汉至三国的佛教；第二卷：两晋及十六国佛教；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第四五两卷：隋唐佛教；第六卷：宋元佛教；第七卷：明清佛教；第八卷：近现代佛教。在适当章节不要论述藏传佛教。对于伴随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佛教文学、佛教艺术、壁画、建筑等，也要设立章节进行介绍。
1981年初，在任先生的好意敦促下，我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申请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东渡日本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修三个月。回国经过东京时，结识东京大学著名佛教学者鎌田茂雄教授，在交谈中得知他正在撰写《中国佛教史》，也计划写八卷。我顺便介绍了任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也计划写八卷，并且彼此就佛教史研究和撰写问题交流了意见。鎌田教授虽未接触唯物史观的概念，然而对我们将佛教置于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十分欣赏，表示他也将佛教放到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的，还说在撰写中国佛教史中还应对印度佛教、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道教史等进行了解和研究，写出一部真实反映中国佛教历史的著作。后来，日本报刊根据他的介绍对中日正在撰写的两部《中国佛教史》作了报道。
日本报刊对当时中日正在撰写的两部《中国佛教史》作了报道
从1978年我们开始撰写《中国佛教史》，第一卷（汉至三国佛教）、第二卷（两晋及十六国佛教）先后在1982年、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1988年出版了第三卷（南北朝佛教）。此后，编写组增加了人员，开始着手撰写第四、第五两卷（隋唐佛教）。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任先生逝世只编写出版了前三卷。这三卷出版之后，受到日本学术界的关注，经日本年轻学者丘山新等人翻译，于1992年和1994年由在东京的柏书房出版。
三、客观地评价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
众所周知，在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曾认识不足，对存在于社会主义义社会的宗教的认识也有局限。受此影响，长期以来社会上包括从事哲学、宗教研究的学者在内的很多人对宗教的认识、评价和处理宗教问题存在一些误判或偏差。自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特别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的确立、完善和发展，对宗教也有了更加客观深入的认识，相继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营建和谐社会和发展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支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等创新论断。社会各界人士对此充分理解并迅速接受，结合自己的工作予以贯彻。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在学术界和宗教界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不仅得以缓解，并且形成彼此良性互动的关系，对宗教界的文教建设和教育事业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勿庸讳言，任先生生前由于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和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解，对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是持严肃的批判态度的。尽管如此，他坚持对宗教应当客观地对待，对撰写中国佛教史也提出要公正客观地介绍佛教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思想发展中发生的积极影响和作出的积极贡献。例如，他指出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民族团结、融和，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和发挥过积极作用。此外，他强调，佛教的
逻辑分析、心理分析相当细致，辩证法思想也相当丰富。佛教哲学比起欧洲中世纪的神学和中国的封建主义哲学都更精密。
可以说，任先生是将佛教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很高地位加以评述的，它不仅高于以儒家支配思想为核心的哲学，甚至也高于控制欧洲中世纪思想的神学。对佛教所拥有精细的逻辑分析、心理分析应予以借鉴；对它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也应加以考察和吸收。佛教既促进中国儒家哲学最高形态宋明理学的形成，还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佛教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重要部分。佛教提出的哲学问题，迫使人们进行思考，寻求答案，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
不仅如此，任先生还指出：
伴随着佛教的宗教活动，同时丰富了我国的音乐、舞蹈、绘画、建筑、文学等各个领域。伴随着佛教的传播，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的文化交流，加深了相互友谊与了解。如果我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不仅对古代历史研究有意义，对今后的国际文化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遵照任先生的指导意见，我们在编写中国佛教史过程中十分重视对上述各个领域资料的搜集和认真考究梳理，并且尽可能公正客观地加以论述。
四、富有创意的对东晋南北朝历史地位和影响的论述
中国是个经过漫长时期各兄弟民族聚集融和而形成的伟大的多民族国家，伴随着这一个过程的是是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的会通和融和。在编写中国佛教史过程，离不开对历代民族关系、民族流迁和民族融和历史的考察和介绍。针对旧史学家中有人认为与江南东晋对峙的十六国和后来的北朝魏、东西魏及北齐、北周等属于乱世，予以贬斥，而仅尊奉东晋、南朝为正统，予以肯定的说法，任先生在为《中国佛教史》第三卷写的序中，对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首先，任先生提出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五次民族大融和时期，即：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促成东西南北各地民族的融和，通过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原来不被中原看重的楚、齐文化也受到广泛承认，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第二次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民族大融和时期。波及大江南北更广泛的范围，经过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推进各少数民族对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吸收，影响所及，一些原处于奴隶制的少数民族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其中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举国全面接受汉文化，影响极为深远，致使至南朝梁武帝时期以后，南北对峙日渐缓和，南北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南北佛教交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南北实现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次民族大融和是北宋、西夏、辽、金和早期蒙古；第四次、第五次民族大融和分别在元朝、清朝。
第二，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是南北地区经济大开发时期。三国时期，南方仅开发一部分地区，至东晋和南朝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之下，南方得到普遍开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北方更加明显，“北方各民族由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发展为定居的农业为主，加快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过程。先进的生产关系，辅之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加上少数民族清新活泼的生命力带来朝气，北朝统治区生产很快赶上了南朝，走过了南朝，以至于为北朝征服南朝奠定了基础。”
第三，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学术得到广泛交流。在南北分裂和社会连年动乱的情况下，文人、学者避难于各国之间，促成人才汇聚和各种学派学术的交流，在佛教界有突出的表现。东晋庐山慧远影响远及北方，后秦鸠摩罗什的译经和大乘中观学派影响到南方各地，北方慧文、慧思为天台宗开基，菩提达摩从南方到北方嵩洛一带传法，南方摄论学传至北方等等。
第四，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体系初步形成。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儒家、道教和佛教都有很大发展，并且在彼此争夺、比较中互相吸收、配合，促成中国文化空前发展。佛教与道教皆从理论上对儒家提倡的忠君孝亲伦理加以论证，在实践中予以奉行，为维护封建门伐士族统治秩序服务。佛教的译经事业超过前朝，北方重禅修实践，石窟众多和宏伟，南方研究义理兴盛，佛教史学兴起。佛教学派多，著作丰富，思想活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形成“佛教经学”。任先生还强调：
佛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即中国化的佛教。这种中国化的佛教，随着中国文化与友好邻国的交往，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地区。这种佛教文化交流，起着联系中外民族文化纽带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大乘佛性思想迅速传播，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题目”的问题。任先生指出：佛性问题，“实际上是人性论的屈光折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是中华民族认识史的一次深化”。
五、关于儒家与儒教的的论述
任先生曾师从中国著名学贯中西的哲学家汤用彤（1893—1964）、贺麟（1902—1992），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国家图书馆从事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朱子哲学、佛教等的研究、教学和行政领导事务，毕生勤奋，即使晚年仍笔耕不辍，著作涉及面广，数量也多。在文革和进入新时期以后，他经常思考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中有个重要的儒家与儒教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基于以往的思考心得陆续写过多篇这方面的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本人对此没作全面深入考察，在这里不拟多谈。因为撰写中国佛教史必须联系和考察儒释道三教关系，特别对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支配思想体系的儒家更须加以留心，所以任先生对此既有书面论述，也有当面的阐释。这里仅结合任先生在1980年为《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写的序作扼要介绍。
在这篇序中有五处提到儒家与儒教问题，应当说这与任先生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从儒教到儒教》等关于儒家与儒教文章是呼应的。任先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想支柱”儒家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儒家随应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是发生了演变的。他说：
汉代所信奉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学。汉代的儒把燕、齐方士推演阴阳五行、古星变、言灾异、信（礻+几）祥、迎神送鬼、求雨止雨那一套都算作儒家的内容。这是儒、道（道术、道士）合流的儒。宋代程朱理学自命为得到尧舜禹相传的十六字真传（《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自称为洙泗正宗。其实宋儒是以孔子为招牌，大量吸收了佛教和道教宗教世界观和宗教修养方法。如提倡涵养静坐，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存天理，去人欲”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是教人如何消灭罪恶，拯救灵魂，进入天国（理想的精神境界）的问题。
在任先生这简要的论述中，实际已经把他主张的儒家、儒教讲得很清楚了。原来儒家是经过春秋战国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儒家、汉代经过董仲舒等儒者吸收先秦阴阳五行、黄老道家等学说建构的儒道合流的儒家，直至宋代程朱理学因为大量吸收佛道二教的宗教世界观和修行方法才正式形成儒教。任先生还说：
儒教之成为宗教，多得力于佛、道两教为其支柱，而在两教中，佛教则起着主要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它的特殊性，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而支持这一社会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是儒家和后来的转化成的儒教。
很清楚，根据任先生的论述，绝不能将儒家笼统地称为儒教，在儒家传播的漫长期间内，只有进入宋代以后才因为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形成宗教的儒教，而维持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主要思想支柱”正是“儒家和后来的转化成的儒教”。
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想编一本论文集，我向任先生约稿，在谈话中提到，现在不少人对儒家与儒教的关系说不清楚，有人将儒家直接看作是宗教，任先生此后，将他发表过的《从佛教到儒教——唐宋思潮的变迁》文稿交给我，在脚注中详细列出自己以往发表过的儒家与儒教的论文题目和出处。
在今天这个郑重纪念任继愈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日子，作为长期在他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编写《中国佛教史》和其他佛教研究的后辈，感触良多，仅回顾发表以上他生前论述过的几个问题，如有不妥，谨望指正。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先生
（2019年7月8日于北京华威西里自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