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他的文学及翻译成就，他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差异，他与鲁迅从兄弟怡怡到后来的决然断义，都引人瞩目。在周作人迂回曲折、矛盾跌宕的人生中，他的思想也是纷乱驳杂的，但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相汇合始终占据主要地位。　　　　周作人50岁时，曾作《五十自寿诗》两首，他自况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表明了他思想中所受到的佛儒影响。　　　　周作人出生时，便有传言说他是老和尚转世，而他自己也颇得意于这个虚假的故事，宁信其有，似乎觉得由此获得了某种与生俱来的超脱性。1905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时期，就买了《投身饲恶虎经》与《经指示说》，这两本经书对他影响至深。　　　　留日期间，周作人曾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般若堂养病期间，在鲁迅的照顾与帮助下，看了大量的佛经，不算家里原有的佛经，单是住院和疗养期间新买的就有10种以上。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周作人已经对佛经深感兴趣。

　　　　193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六朝散文，因六朝散文与佛经很有渊缘，他就想要添加讲佛经这一部分，但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事遂中止。周作人想在大学讲佛经，这件事正体现了他佛学造诣的深厚和对佛教文化的欣赏。周作人曾经还鼓动年轻人读佛经，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因为那被认为是比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还要显得落后与复封复古的做法，周作人却敢于大胆地提出来，足见其对佛教的首肯。虽然周作人一再声明我只是把佛经当做书来看，但是，他还是看到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　　　　当然，周作人所接受和欣赏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性化了的。他说：我的杂学里边最普通的一部分，大概要算是佛经了吧。但是在这里正如在汉文方面一样，也不是正宗的，这样便与许多读佛经的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了。这里的不是正宗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当然是自谦，表示自己对佛教只是爱好而非专业。第二则显示了周作人对宗教的态度，就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否定，而是以自我理性予以观照。如果说宗教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颠扑、矢志不渝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周作人来说则是一种借以暂时遁世的安慰。　　　　可以说，早年的周作人是出于某种心绪的契合与兴趣而对佛教产生了亲近感，但是五四之后，现实的不尽如人意使他与佛教靠得更近。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苦的，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主张人应当洞穿世事，从贪嗔痴慢中解脱出来，要明白生死无常，不可执着。而历经了许多人世沧桑之后的周作人，也认为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偏执一方、唯我独尊、宁过无不及的非理性独断论、狂信论提出了强烈质疑，这种自由、豁达又充满理性的认知态度与佛教达成了高度默契。　　　　此外，周作人还十分喜欢佛教中的缘字，认为它能说明世间许多事情，而且带一点儿诗意。他认为佛教的缘透视了人的某种孤寂状态，而欲加以温柔的弥合与缝补。孤寂正是周作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在家庭中，他与兄弟失和，为娶日本妻子一事亦引起母亲的不满，后来又出任日伪交予的职务而引起全国的讨伐，众叛亲离，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曾写到：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孤寂是他难以逃避的绝境，这时，佛教安抚内心烦乱的说法就成为他解脱孤寂的良药了。由此，周作人向佛教靠拢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