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共事近20年的中年同僚突发脑溢血逝世，勾起我对人生无常的无限慨叹，忆起几位亲人往生的事，我更加神伤，提笔行文，不禁时时痛哭不止。

首先想到我的父亲。在我6岁时母亲病逝，年仅31岁。刚出生的弟弟才7个月，没有奶吃，父亲只好把弟弟送亲戚抚养。父亲虽然再娶，继母也生下小妹妹，但因性情不合，没多久父亲与继母就离婚了。此后，我和兄、姐、大妹共四人全靠当工人的父亲一点微薄收入过日子，生活非常艰困。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其愁苦可想而知!我小时候很会读书，但身体很弱，常生病，也很调皮，爱跟别的孩子打架、偷东西吃，惹父亲生气。每当我又惹麻烦的时候，父亲抓住我，一边打，一边念叨我死去的母亲，哭道：“天啊，地啊，为什么这么苦啊!”那哭声深深地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清晰如闻。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我白天在街办厂打工，晚上和星期天苦读备考。因为我不是应届生，没有条件接受补习，也拿不到参考书，父亲就想办法找熟人弄来一套，让我有书可读。大学期间，我每月有21元甲等助学金(当时没有奖学金)，但父亲还是节衣缩食，每两个月就寄10元钱资助我生活、学习，一直到我毕业。

1991年春节全家围炉团聚，我发现父亲一人脸色惨白，身体削瘦，闷闷不语，带他去医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我和兄姐陪他到医院做放疗，最后又让他住院治疗，我对内与医生讨论治疗方案、参与陪护，对外与父亲工作单位联系、办事，乃至几次回老家接洽善后、归葬等事，身心疲惫不堪，但总算把善后办得热热闹闹、备极哀荣，满足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几年后的一天，小妹夫突然来电话说我继母身体不舒服。我赶过去，接她到中山医院，一个人搀着她挂急诊、拍片、抽血化验、安排住院。医生说她患高血压，要她注意休息，不能太累。没想到出院后不到一个月，她脑溢血复发，出血不止，当晚就离世。那晚，我小妹妹哭得昏死过去。我与小妹夫两人帮着抬继母的遗体到太平间的冻柜存放，为她守灵。第二天凌晨，小妹夫伤心痛哭，我让他先回家休息。整个太平间，阴冷苍白，就留我一人独守到天明，那凄怆的情景至今难忘!

我父亲有兄弟四人，其中最小的一个我叫他五伯父。他八十几岁那几年，每到春节，我就带着我儿子去看望他，送些钱给他过年用。那年腊月二十八，我照例上门慰问，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结果正月初一凌晨2点，他儿子——我的堂兄挂来急电说，老人已经走了。第二天大家忙过年，一时找不到人手，于是，我这个文弱书生也帮着抬棺!

五伯父有四个儿女，二女儿因患红斑狼疮而痛苦自杀。出殡那天，我赶到她家送她最后一程。不知怎么，到场的亲属竟然只有她的大姐、弟弟和我三人。大姐悲痛欲绝，几乎要瘫软在地，我这个做堂弟的，就拼命搀着她一步一步地走，真个是孤单呀!

我的弟弟从小送人，养家有一个姐一个哥，都成婚在外。他文化程度低又没手艺，年过三十还是单身，跟着养母相依为命。养母在家去世那天，我弟弟的养姐年纪大，养哥因整天游荡而失联，所以叫了我过去帮忙。当晚，弟弟养母的遗体放在狭小的客厅，我和弟弟两人席地而卧，阴阳相距不到2米，黑夜中只见烛影摇曳，毛骨悚然!

我老家有两个舅舅、一个姨。自从我母亲过世后，我们就跟舅、姨慢慢疏远了。但他们来厦门，还是会找我们叙亲的。我派驻泉州当记者期间，采访途经也会顺道去拜见他们。姨与我有缘，常念叨我。她重病时，对她儿子——我的表弟提出要看我。不巧那时我因重病化疗才结束，身体很虚弱，平时散步都不敢走太远，更何况出远门?但我还是下了决心，当天中午乘长途大巴转车去晋江她家，告慰她。晚上8点多我回到厦门，又累又饿，说不出话来。几个月后姨走了，表弟来电报丧，我又代表我家兄姐妹去参加葬礼，跪着给她送行。表弟和老家其他亲友都不知道：我竟然是带着病体来的!

除了这些，我二伯父、二伯母、大堂兄、大舅等人过世，也是我代表兄姐妹几人去奔丧、慰问。

与佛结缘之后，依佛开示，我就有意识地诵读经文，回向给这些先人，存亡两利。

6月上旬，我到医院复查身体，各项指标均保持正常，复查从原来半年一次改为一年一次。妻为我高兴。聊起我处理几位亲人的善后，我触动情愫，呜咽欲泣。妻说：你做这些事，是积阴德的。联想到我安然渡过了重病后比较危险的五年康复期，我私忖：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