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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僧入魔:《聊斋志异》用反面手法弘扬佛教文化!

发布时间:2024-04-18 04:03:56作者:佛心网
恶僧入魔:《聊斋志异》用反面手法弘扬佛教文化!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描写反面僧人形象的作品,他们或举止怪异,或破佛律仪,打着佛法的旗号招摇撞骗,更有一些恶僧,残害人民。蒲松龄写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正本清源,弘扬佛教,而不是贬抑,对佛教徒的大加鞭挞,并不代表他反对佛教,而是对现实中出现的败坏佛法的行为的痛心。他站出来揭露这种行为,正是为了除其污垢,为了佛门的纯化和净化,恢复佛教本有的面目。

1、

《聊斋志异》中有些篇章描写较特异的佛教徒的言行举止,从佛教的观点看来,这些表现并不是什么可标举风流的禅,也不只是所谓的批判,而是一种警示,是对佛法修行过程中入魔现象的一种描写,警示修行者,莫入歧途。这类作品比较有代表性的篇目主要有《金世成》、《丐僧》。

《金世成》、《丐僧》两篇所写之僧,一个“类颠,啖不洁以为美”,一个“自剖其腹;以手入其内,理肠于道”,皆非常人之举,亦非佛教之正道。而他们这种行为在《楞严经》中作为定中不能悟者入魔道的表现而加以警示。

由《楞严经》经文观之,蒲松龄笔下的僧徒的怪异行为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写作目的也不是“批判”所能说明的。《金世成》中人物的表现正如经文中所述,“无端大我慢起”,自称为佛,“鬼心久入,或食屎尿与酒肉等”,而以为是佛所为。《丐僧》中类似自杀往生的行为也是为佛教所反对的。五戒之首乃“不杀生”之戒,含有禁止自杀之意。

一般而言,佛教虽视人生为苦、空、无常,然反对任何栽害生命之作法,而主张佛教徒应于有生之年,尽量求其善终以克取往生净土之道。作自杀恶业的业缘,而想得往生极乐之乐果,实使人难以相信。蒲松龄对这些误入歧途之人,批判之中,有着同情。

《西僧》篇则表明了有些人对佛法的肤浅误解,蒲松龄在善意的微讽中,暗示出自己的解悟之得,体现了其禅宗净土观念。正如但明伦所评:“佛在心头,能尽人心,即是佛心。必履其地以求之,是不能解佛所说义也。不往色,不住相,以法求,以音声求,且犹不可,况以遍地黄金而生慕心哉。”此例亦是对不能得佛法真昧者的规戒,其目的并不是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

《番僧》写番僧为执事者展示神通。何评:“番僧所为,并非彼教中精妙处,宜和尚之不礼也。”此语中的,因为在佛法中,神通不是能得解脱道的主体,没有这些,也一样的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如偏重于求得“胜知见”,那就意味着纯正佛法的低落!可见蒲松龄对神通之术是不支持的,以至于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以邪术害人的番僧形象。

2、

佛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有损佛法的人和事。佛教的世俗化使各种外道的东西混入其中,戒律的松弛使一些僧众干出败坏佛法的事情。这一切使佛教蒙上了污垢,使佛法有益人心教化的作用大打折扣,素有正心思想的蒲松龄,也试图通过揭批佛门中的丑恶现象,以正佛法。

这类作品依据其内容可分成两类:

(1)以术乱世的僧人,对这类僧人的描写体现了蒲松龄的佛教倾向,清代比较流行的佛教门派中,只有密宗一派中有各种法术,其次,佛教在民间流传过程中也融进了一些道教法术、民间巫术。蒲松龄对这些所谓的术是持反对态度的。

在《蒲松龄集》卷十二中有三条反对邪术的“拟判”:《邪术》、《禁止师巫邪术》、《术士妄言祸福》。他在《邪术》中认为:“圣王立教,异端在所必攻……今某妖言诱众,诡术惑愚。转相牵引,患与张角相同;渐至猖狂,乱比黄巾尤甚。惟有司一获而即定罪,毋令游移;倘若辈自首而许从新,亦同招抚。”可见作者对邪术于国于民之危害认识很清楚,因此他对佛教中以术乱世的行为大加批判。

密教僧人在修行的实践中吸取了中国的传统阴阳五行学说,以及道教的成仙咒术,房中之术等许多道教的法术,蒲松龄笔下的恶僧形象大多出于此等有术之僧。《珠儿》写一个凶悍的化缘眇僧,他到李化家中,因李没满足他的要求,僧施法术迷杀了其爱子珠儿。此为咒术之用,诵咒旨在降灾于敌或为己除祸;具此杀人或延寿之奇术,称为咒术。

《药僧》中游方和尚卖房中丹药,一青年因服食过多而成为废物。《连城》“未几,女病。有西域头陀,自谓能疗;但须男子膺肉一钱,捣合药屑。”此药荒谬至极。《酒虫》“长山刘氏,体肥嗜饮。一番僧见之,谓其身有异疾,为其取出酒虫之后,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至不能给。”名为治其病,其实害之。

就是术之正用,蒲松龄也有清醒的认识。《孙生》中老尼施术让一对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谐,结尾异史氏曰:“移憎而爱,术不亦神哉!然能令人喜者,亦能令人怒,术人之神,正术人之可畏也。先哲云:‘六婆不入门。’有见矣夫!”术人之神,正术人之可畏,这正是作者的真知所在。

就是讽刺冥中开捐纳之科,他也扯上了僧术,《僧术》中僧某以贿冥中主者为黄生求脱白经。《番僧》写番僧为执事者展示神通,亦为作者所讥讽。他对于术的态度是倾向于否定批判的。

由上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佛教中术的态度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对佛教中吸纳了法术表示不支持,因为其祸害百姓,而且有损佛法声誉。其次是对本身就有法术的密教的态度,上面作品中“番僧”一词出现频率之高是明显的,有的即使没明说,其行为已证明其是密宗一派,如《珠儿》中的恶僧。

为什么作者把这些不光彩的事都加到了番僧头上?除了番僧与术有关外,我认为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民族意识。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佛教,是中国西藏地区所传的喇嘛教。当十七世纪初起,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内地的佛教,自雍正以后,禅宗一派,在丛林制度的庇荫下,其法统传承,有形式的保留,但实际上,已是一撅不振,只有净土宗还能保持昔日的阵容,在民间影响较大。

蒲松龄信奉汉地的佛教,而不是满清贵族所倡导的密教。在他眼中密教同统治者可能划了等号。净土宗等汉地佛教在民间劝化世人,有益于民心教化。而密教的番僧们则四处以术惑人,败坏佛法。其内心深处儒家的爱民思想,也使他对密教产生排斥心理,两种因素的结合,使他笔下的番僧大多不行好事,其行为是佛法的耻辱。

因此,对这些番僧的描写不能简单归为对佛教的贬抑,而是一种通过对比,弘扬汉地佛教,排斥异族宗教的一种思想表现,小说中道士的描写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汉地佛教与道教在其心中的地位与密教相比,是一样的。

(2)佛教流传过程中僧多必滥的现象在《聊斋志异》中的反映。蒲松龄对世俗僧人违背佛教戒律,追求“酒、色、财、气”的犯戒行为极为愤慨,他在小说中极尽揭露嘲讽,通过对这类败坏佛法的僧众的描写,来区别清净佛教与世俗僧人之间的关系。

《金和尚》中花天酒地、蓄妓纳妾的金和尚,《僧孽》中兴福寺一个博淫聚敛的俗僧。

《布商》中,写一个打劫僧人被惩罚,《赌符》中大佛寺僧赌博,《豢蛇》中僧人用蛇作汤,《鸽异》的结尾善于逢迎的灵隐寺僧。真是一片乌烟瘴气,然而蒲松龄明显的倾向是将这一类人排斥于正统佛教之处,认为他们是“此一派也,两宗未有,六祖无传,可谓独辟法门者矣。”

通过对这些有损佛法教义的行为的描写,对佛教徒中的败坏佛法的行径加以批判,以寄托佛法昌明的愿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金和尚》。“金和尚,诸城人,父无赖,以数百钱誊子五莲山寺。少顽钝,不能肄清业,牧猪赴市,若佣保。后本师死,稍有遗金,卷怀离寺,作负贩去。饮羊、登垄,计最工。数年暴富,买田宅于水坡里。”对其显赫的声势,其徒出门之盛,结纳之盛,细细描绘。其死后,“寨帖吊唁,冠盖舆马塞道路。”反映了当时丛林中的腐败现象。表现出了作者对佛教现实状况的愤慨无奈。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已经荡然无存。

面对现实,怎不让人想起唐末禅宗盛行后,曾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百丈清规》,那“一日不耕,一日不食”的丛林古风湮没在世俗之风中。蒲松龄的心境可想而知。正如但明伦所评:“文以‘奇观哉’三字冷语结之,通篇字字皆成斧钺。为佛门护法,为世教防闲,功德不少。”《死僧》则对一不能参破佛法,而执着于世间财富,至死都不能忘的僧徒进行了讽刺。世人执迷不悟,而作为修行之人,亦是如此。不能不令人感叹佛法之衰微,以至佛门中人,亦不能生起精进勇猛之心,以至命丧犹不悟。

当然他笔下也有善僧。《画壁》中的老僧,《武技》中教习他武艺的老僧,《荷花三娘子》中助人驱狐的番僧,《金陵乙》中以符助人驱狐的僧人,《孙生》中老尼施术让一对成仇的夫妻琴瑟和谐等。而这些并不是他主要表现的内容。以清正之佛法来达到他“以神道设教”目的,婆心救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只有涤除佛教出现的污垢,还其本来面目,才能更好的教化人心。

运营/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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