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AI伦理委员会宣布解散了。

可是它上周才刚刚成立。

部门的全称是先进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 (ATEAC) ，8位成员全部来自谷歌以外，帮助公司面对AI发展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从委员会建成的第一天开始，成员就受到了道德上的严重质疑。

本周，质疑又升级成了数以千计谷歌员工的抗议活动，还有许多外界人士加入。

终于，谷歌没有挺过这波攻击，无奈地更新了动态：

已经很明显了，在当前的环境下，ATEAC起不到我们希望的作用。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停掉，再想别的办法。

到底为什么死得这么快？

重蹈覆辙

时间倒回3月26日 (上周二) ，谷歌宣布成立了AI伦理委员会。

谷歌说，这是为了保证公司的AI技术发展，符合去年6月提出的AI七条原则。

七条“道德原则”提出的背景，正是谷歌迫于三千多位员工抗议的压力，决定在2019年约满后退出与军方合作的无人机项目。

讽刺的是，AI伦理委员会名单里，有这样一位成员：

Dyan Gibbens，无人机技术公司Trumbull的CEO。公司为军方提供无人机的自动驾驶方案。

△?左一是Gibbens

于是，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反对的声音已经喷涌而出，毫无退意。

当然，无人机技术公司的负责人，并不是成员里唯一的bug。

名单里还有一个叫做Kay Coles James的人物，是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的负责人：

James公开发表过反LGBT的言论。她认为跨性别 (Transgender) 的女性，就该被称作“生理上的男性”，不该让跨性别群体争取更多的权益。

对谷歌员工来说，反对跨性别者，或者说反对LGBT，可能比跟军方合作来得更严重。

本周一，上千位员工联合188位社会各界人士，发起了一场“反LGBT恐惧症”的联名活动，要求把James从委员会里踢出去。

陆续有超过2,300人签名。

除了反对性少数群体，James的身份也很敏感。传统基金会，保守派智库中的战斗机，对美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影响。有许多共和党政治人物出身于此，或者在卸任之后服务与此。

让人不得不怀疑，谷歌在AI伦理委员会中加入这样的人选，有安抚共和党人的意图，是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为自身谋求福利。

而且，委员会里拥有政治背景的不止James一人。这也是许多人反对的重要原因。

谷歌没有透露过，成员是怎样选定的。但看上去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且对员工和外界的负面情绪估计严重不足。

内部损耗

除此之外，就连被选中的成员里，也有人直接拒绝加入委员会。

谷歌原本的计划是，第一届的8位成员从4月开始举行四次会议，直到2019年年底届满。

但变化出现在3月31日，成员之一的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 教授、经济学家Alessandro Acquisti便发表推特说：

想在这里分享一下，我已经拒绝了谷歌ATEAC的邀请。

虽然我是研究AI道德的，但是要讨论这么重要的问题，委员会一定不是个对的场合。

还有另一位成员，Joanna Bryson，是英国巴斯大学计算机系的副教授。

虽然，她没有直接退出，但当有人提到那位反LGBT的女士，副教授在推特上回复得云淡风轻：

你信不信，这里面有的人还不如她呢。反正我只干一年。这工作还不给钱，感觉更不道德了。

里应外合，反对派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战斗力正盛

4月4日，AI伦理委员会正式瓦解，满打满算寿命9天。从员工联名抗议那天算起，3天便结束了一场战斗。

胜利的依然是员工。

身经百战，他们仿佛已经训练有素。

2018年，因为谷歌参与美国军方无人机项目Project Maven，4月爆发了大规模抗议，超过3,000位员工联名反对，5月又有十几名员工集体请辞。

最终，谷歌在去年6月被迫宣布在2019年约满后不再续约这个项目。

2018年11月，因为不满公司对安卓之父Andy Rubin涉嫌性侵女下属的事件保持沉默，全球各地有超过20,000名谷歌员工参与了罢工。

员工认为，公司处理这类事件的流程严重不透明，要求管理层公开性骚扰透明度报告，建立一套清晰、标准、全球通用的性骚扰举报机制，并且保护举报者的隐私和安全。

终于，谷歌在2019年2月宣布，取消了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的强制仲裁政策。也就是说，受到这类伤害之后，员工有了起诉公司的权利，不需要私下解决纠纷了。

性侵事件之后，谷歌员工反抗的激情，被彻底激发出来了。

所以，不论公司再出现怎样的争议性话题，领导层可能都要做好准备，随时应对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而成立AI伦理委员会，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减少抗议的发生，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但人员选取不慎，收到了反效果。

现在，谷歌说依然需要在AI伦理道德问题上，吸取来自外部的意见，但要想出几种不同的新方法来。

希望下一版方案，至少能充分考虑员工的情绪点和战斗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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