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

　一、　

　去年腊月的一天，我和妻子来到市里，准备逛逛后，顺便买点年货回家。当我们经过市菜市场入口处一个早点摊位时，只见餐桌前，坐满了吃早餐的人。有的正用汤钥舀着热气腾腾的三鲜汤，慢悠悠地品味着。有的则端着一只小酒杯，一边茗着酒，一边夹着盘子里的花生米，吃得有滋有味。　　

　“老板，早啊！”一位伙计连忙招呼我们。妻子望了我一眼，问我：“吃点什么？”“随便吧！”我和妻子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

　“咿！这不是刘伯吗？”妻子刚一坐下，看到旁边一位戴着瓜皮帽的老头，正在喝酒。他的面前摆着一小碟油炸花生米，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妻子惊讶地问：“您也过来了？

”几乎在同时，被妻子称作刘伯的老头也认出了我妻子，他显出很激动的样子，急忙站起身来，对我和妻子说：“玉梅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妻子说：“我们回家有两天了。”正说话间，早点摊伙计过来问我们：“两位吃点什么啊？”“给他们一人来一碗肉丝粉。”刘伯对伙计说，然后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递给伙计，“他们两人的帐我付了！”“这怎么行？刘伯！”我忙拦住刘伯，对伙计说，“他老人家的帐，由我们来付。”妻子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伙计。“嗬！今天可好了。两个人都抢着付钱。谢谢了，谢谢了。”伙计脸上堆满了笑，喜滋滋地说。他边说边从我妻子手里接过钱，准备找零了。他又对刘伯说：“刘伯，应该让晚辈尽礼才对！”刘伯坚决不让伙计找零，他说道：“这顿早餐必须由我买单，不然，我心里会不安的。玉梅这丫头，和她爸一个样。”伙计和我俩都拗不过刘伯，便由刘伯买了单。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忙吩咐妻子到旁边的一个杂货店，买了两包烟过来，递给刘伯。刘伯连连摇手，“快退回去！我早就不抽烟了，只喝两口酒，一有空就到这里来喝点，吃个早餐。”说到这里，刘伯叹了口气，对我妻子说，“玉梅啊，你爸在世的时候，我俩经常在一起喝酒，那时不知有多高兴……”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泪光。我妻子也长叹了一口气。“两位，肉丝粉来了。”伙计用一个塑料盘子端着两碗香气扑鼻的肉丝粉，摆在桌上，对我说，“来点酒吗？”“谢谢，不用了。”我对伙计说。“您还来点吧？”我妻子对刘伯说。“不用了，我已经吃饱喝足了。你们俩慢慢用。”刘伯用左手扯了扯瓜皮帽，拱了个手，然后说道：“我先走了。你们吃完了，一定要到我家里去坐坐！”刘伯开始往外走，“玉梅，我清明的房子就在上海路文化街二号。做了两三年了。他们都在家里。”说完刘伯就离开了。　

　看着刘伯一步步消失在来往的人流中，我好奇地问妻子：“刘伯怎么说你和你爸一样啊？是什么意思？”妻子喝了一口汤后，对我说：“这里人多，不方便说。等会我讲给你听。”

　离开早点摊后，我们来到离市菜市场不远处的市中心广场，在一条石凳子上坐了下来，妻子便娓娓地给我讲起了刘伯的故事——　　

　二、　

　那是我十三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大约是十月份的一个夜晚，天很黑。白天社员们忙着打谷，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因为太劳累，我们整个村子黑灯瞎火的，人们已沉浸在梦乡之中。　　

　黄爱民是我家的邻居，那年他二十三岁，是一名复员军人。回村后，他被安排在大队做民兵连长。每天晚上，他都要带领大队民兵，到辖区各小队进行巡逻，以防地富反坏右份子偷盗抢劫，破坏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　　

　那天，我们队群众脱粒的谷子，全部堆放在禾场上。大约晚上十二点钟的时候，刚从其他小队巡逻回来的黄爱民，左手提着一盏马灯，右肩背着一支步枪，一个人到禾场上去巡逻查看。我们队的禾场，在村子的后面，一条通往庄稼地的土公路，从这里经过，公路右边是禾场，禾场再右边就是队里的仓库。因为第二天还要晒谷装谷卖余粮，所以社员们便把谷子堆在禾场上，用几块大帆布盖着。此时，天上虽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地面上却依然漆黑一片。黄爱民手里的马灯光晃荡着。他一边走着，一边紧惕地观察着谷堆四周的动静。忽然，他听到谷堆处传过来几声“嚓嚓”地声音。“是老鼠？还是有贼？”他心里突然一紧，赶紧加快了脚步，向谷堆跑过去。“啊！有贼！”黄爱民照着马灯的光亮，仔细一看，盖谷堆的帆布被掀开了一角，两只又长又细的布袋子，横躺在地上，一只布袋里已经装满了谷子，大约七八十斤的样子，另一只布袋刚装了一半。“是谁这样胆大包天？抓住了一定要狠狠地批斗。”黄爱民想着，便屏住呼吸，在谷堆旁的堆垛边四处搜寻起来。四周没有发现动静。他熄掉马灯，咳了几声，故意大声叫道：“今天见鬼了。马灯也没有油了。回家睡觉去了。”只听到马灯摔到地上的声音。黄爱民开始缓缓往来的方向走动着。走了百把米远，他便一溜烟地滑到路边的一块水稻田里。因为稻茬很深，所以很难被人发现。大约过了个把小时的样子，黄爱民隐隐听到有脚步走动的声音。他想，一定是盗谷贼出现了。他屏声息气，目光紧紧地盯着路上。“咳，咳。”黄爱民听到有人在喘着粗气。“差点吓死我了。”路上传来一声叹息。“是刘老三！”黄爱民一听那喘气声，就知道了，“这个老地主份子，太不老实了！”黄爱民使出从部队里学来的那些本领，一个鲤鱼打挺，从稻田里跃了起来，跳到土路上。“啊！”刘老三大吃一惊，他惊慌失措。扔下身上的担子，撒腿就跑。“往哪里跑？刘老三？”黄爱民大吼一声：“你给我站住！再跑，我就要开枪了。”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人的。这支枪在自己手里都有一两年了，根本没有放过一颗子弹。“我！”那个正在奔跑的黑影立马停了下来。“爱民，是我啊！我错了。求你放我一马好吗？”“刘老三！你不要痴心妄想了！”黄爱民说完，把正抖得历害的刘老三扯过来，冷笑一声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要有侥幸心理，跟我到大队去，看大队干部怎么说？”“爱民啊。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刘老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对黄爱民祈求道。“门都没有！走！”此刻的黄爱民有一种成功的喜悦。当晚，黄爱民和另外一个民兵值勤，守着刘老三一直到天亮。　

　三、　

　“这个刘老头也太笨了。”妻子讲到这里，我插话道，“明明被人发现了，还非要偷那一百二三十斤谷子不可？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我摇了摇头，“真是不可思议！”　

　“你哪里知道，他那时是拼上性命了！”妻子又长叹一口气，“后来，他老婆在田里捡谷子的时候，边哭边跟我妈说，他们一家人实在是饿得没办法了，看到那天天又黑，队里的群众又累，都休息了，所以才铤而走险，做了那个丑事。为了这件事，刘老三一家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妻子说到这里，站起身子来，对我说：“坐在这里太冷了，我们边走边说。”我和妻子一边走，她一边告诉我——

　第二天上午，大队书记在高音喇叭里，紧急通知全大队各个生产队的群众，到大队部集合，对刘老三进行批斗。刘老三用一根木棒挑着两满口袋谷子，站在学校的操场上。那时候，大队有什么活动和会议，都是在我们学校操场上举行的。黄爱民首先发言，讲了他独自一人巡逻时，发现队里的谷子被盗，以及抓获刘老三的经过。大队书记对黄爱民进行了表扬，接着让刘老三老实交待盗窃集体粮食的罪行。刘老三站在那里，肩上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还不准动一下。他的满脸满身全是汗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里也是泪水涟涟。

　大队的群众批斗散场后，又由我们学校的两百余名师生对他进行批斗。刘老三的嫡亲侄女叫刘海棠，那年也是十三岁，和我同年是五年级的学生。她父亲在一个贫农家里做了上门女婿，为了和刘老三划清界线，所以两兄弟很少来往了。　

　我们的班主任胡孝乾对刘海棠说：“海棠，今天是你好好表现的时候了，你一定要完全彻底地揭露刘老三这个大恶霸大地主的罪行，和他彻底划清界限，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刘海棠拿着写好的检举书，站在刘老三身边，一边大声地读着检举书，一边朝刘老三吐着口水，“控诉”完了刘老三的罪行后，刘海棠又举起右手，高声疾呼起来：“打倒大恶霸大地主刘老三！”“打倒盗窃犯刘老三！”……下面，全校师生也群情激奋，一声声唾骂声，把刘老三吓得心惊肉跳，他口吐鲜血，一下子栽倒在地上。　

　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大队的赤脚医生为他作了检查，说刘老三根本没有病，只是干渴、站立太久，加上心情紧张，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并无大碍。第二天，大队干部又让刘老三挑着那两口袋谷子，从一队一直到十一队进行游行。刘老三在路上，累得吐了几次血。他的脸象死猪一样，没有一点血色。　　

　那一年刘老三四十岁，在生产队放牛。他家里有父母，还有四个儿女。只有他两口子挣工分。由于是地主成分，所以分得的口粮要比贫下中农少很多，一家人真是饿得慌，便起了盗窃之心。　

　四、　　

　“那他为什么和你爸（我岳父）扯上了关系呢？”我不解地问。　

　“他老婆和我妈在一个组做事情，一天到晚哭个不停，还说自己的亲哥哥亲侄女都不认自己了。还有啥活头？要不是看在几个孩子还小的份上，早就想一死了之。”　　

　“那他家可以弄些南瓜、红薯之类充饥啊！”我说。　　

　“小时候我家里穷啊，是父母种这些，把我们养过来了。”　　

　“他家里就不一样了！”妻子脸色严峻地说。　　

　“他是地主家，自留地比别人少，房前屋后他家也种过，都被那些贫下中农子弟给遭踏了。为了避免惹是非，他们不敢说也就不敢种了。”妻子说到这里，怜悯地说，“要不是父亲亲口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他和我父亲还有一层关系！”　

　“是什么关系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我父亲那时在大队的轧米房轧米，每天收工后，父亲就把轧米机的曹子里残留的一些细米，用刷子刷干净，然后用一个小布包包起来，晚上偷偷地来到刘老三家，放在他家桌子上就走。虽然不多，但总比没有要好吧！”　　

　“你爸怎么这么大的胆，他不怕被人发现？说他和地主关系密切被人批斗？”我有些担心地说。

　“肯定怕了！”妻子又说，“那时候我们家兄弟姊妹也多，日子也不好过。但我爸说，刘老三一家人，如果没有人搭救的话，说不定一家人会寻短见！我爸还说有一回看到刘老三的老婆正拿着一根麻绳，到屋后的竹林子去了，我爸赶快过去夺下了她手中的绳子，跟她好说歹说，她才回过心来。我爸说，我们家是军属，我大伯那时候已经在部队任团长。革命家属是有些优惠政策的。所以，我们家的日子比人家要稍微好过一些，但都是乡里乡亲，不能见死不救啊！所以，我爸也顾不了那些了，有吃的，有喝的，总要挤些出来，接济刘老三一家。”听到这些，我恍然大悟。

　妻子接着说：“后来，地主富农的帽子摘掉了，分田到户了，刘老三一家人，齐心协力，拼命地在地上忙活。收入增加了，心情也好了，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带点酒到我们家，和我爸喝上几口！”说到这里，妻子有些泪眼模糊。“我爸后来得了咽喉癌，就那样说走就走了！”说着说着，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上海路文化街二号。

　刘老三正坐在门口晒太阳。他儿子清明正在屋里做铝合金门窗。清明比我妻子大两岁，后来跟街上的一个师傅学了做铝合金门窗的手艺，生意十分红火。他妻子和儿子也在帮忙。见我和妻子到来，刘老三十分高兴，他忙招呼清明：“快来清明，你看哪个来了？”清明忙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到我们跟前。“哎呀，玉梅，好久不见，一切都好吧？”“好好好！”妻子笑着说：“你真行啊清明。几年不见，当了老板，还在市里做了房子，真了不起。”清明说：“坐坐坐！我让老婆去做饭，和你们好好喝几杯！”看着他们一家人忙忙碌碌的样子，想起多年前，他们一家人为了生活，受尽了苦难，吃尽了苦头，如今已安居乐业，我心里由衷地感到高兴。我想，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或许，那一天，已悄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