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海上师行迹录 半生戎马半生僧
发布时间：2023-07-27 04:02:05作者：佛心网
能海上师行迹录
人生的轨道时有变化，这种变化有时就决定于一悟的一念之中。一代高僧能海法师就是从驰骋疆场的威武军官，而成为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从而走完了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
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四川绵竹人。1886年腊月22日生于绵竹汉旺场。他十多岁时，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庚子之乱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能海法师正值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于是弃学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学堂中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当时朱德在该堂求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的政局非常动荡，政府也不断更迭。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管带 ( 营长 ) ，在成都驻防，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19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的提督街之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大为醉心，于是就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开始对佛法感兴趣，热心地研习，此事就成为他日后皈依佛门的因缘。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全川战火纷飞，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可是军阀只想扩大自己的地盘，扩充实力，互相残杀、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的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自己的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能海法师也属于招纳之列。此时的能海法师已开始相信佛法，不愿当官带兵，只担任幕僚的职务。刘湘经常派他到各地周旋，所以，他得于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1915年他东渡日本，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实业，同时有感于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于是在回国后，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明师，研习佛法。他还曾经求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他不顾路途遥远，每天往返40里，不辞劳苦。1921年以后，他辞去外务，在成都山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1924年，他终于抛弃红尘中的一切，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当时39岁。
能海法师由军官而佛门弟子，其人生的跨度是非常大的，之所以做此选择，是他在阅尽了人事沧桑以后，感到“五蕴皆空”。法师在受具足戒后，在金光寺住了几个月，一面学习戒律及禅教诸宗，一面又准备到西藏学法。后来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潜心学习藏文藏语，1928年5月，带着准备好的礼物十几驮，进藏学法，历时四个月，旅途备尝艰辛，于9月抵达拉萨。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学习成绩优异。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尤为赞赏，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康萨己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
1936年，能海法师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到祖国，他先在上海讲经，后来又到五台山广济寺闭关修习佛法。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做准备，并在上海、太原多次讲经。“七七”事变以后，能海法师率领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请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该寺为文殊院的下院，年久失修。法师在这里住下以后，不但恢复了旧观，还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棒、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就是在这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的僧人闻风前来学习的有许多，当时的许多军政要员、在家居士，都前来听讲经说法。能海法师讲经，教理圆融，辩才无碍，且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皆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之根各得趣味。所以，听众非常踊跃。
能海法师难得在修行的过程中，有毅力，不放逸、严守戒律，过午不食。他还坚持素食，早在西藏求学之时，其行为就曾感动过西藏的僧众。当时西藏出家为僧的人，无论地位如何，对于肉食都很随便，而能海法师却坚持不吃肉，当地僧众对此非常惊叹，说：“能海对肉一点都不吃，简直是个活佛了。”他每天的饮食起居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事务，约两小时讲完，下座后进早餐。上午9时至11时又上座讲经，12时前进午餐，午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钟头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中散步谈天，前半夜又静坐。一昼夜间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正观以外，如微有倦意，也只是盘腿靠靠，绝不倒头大睡，多年坚持如一日，法力是非常惊人的。而且他每年夏天都去绵竹的云雾寺静坐，他静坐的地方是另修的茅蓬，是功夫高的人才能去的地方。因为静坐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是按功夫深浅分为几个等级。
能海法师在住持近慈寺时，继承丛林制，吸黄教的寺庙家风，上殿念诵，用汉译藏文仪轨，中间加进诵汉文《大般若》、《华严》等大乘经典。沙弥堂培养青年，既学佛学，也学文化及藏语，并迎来五台山扎萨喇嘛教辩论。法师对于弟子的教育，是戒、定、慧三学并进，特严于戒学。近慈寺虽为密宗，但它的教规非常严格，所以称之为律宗亦不为过。他为寺里的僧众定下了严格的纪律。寺僧不赴经忏，但每日须诵经四座，寒暑无间，而且还严格限定女众进寺离寺的时间，上午必在8时以后，下午离寺必在4时以前。如逢法会，女众随众念诵听经，不得串寮。缝纫洗濯之事，比丘自己为之，不能让女众代替。女众住的地方，必须离寺5里以外，而且寺僧没有事情不去俗人家，有事必须去也得两人以上同行;没有必要的话不得进入门内，只能在门外站着说话，不是有公务在身，不得随便进入街市。能海法师曾经说过：“人不会做事，必不会修行，如何能成佛?”以此可以看出，他从最简单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的真谛。平常僧衣法服，供品糕饼，都是寺里的僧人自制。耕种园艺，植树造林，都是僧众在诵经之余，人各专其事而完成的。近慈寺特设学事堂，入寺必先学事。
能海法师曾经说过：“行般若道，行下士行，”即谓见地要高，行履要实，不能徒尚玄谈，无补实践。想法师当初在军旅中供职，若无意于佛门，前途定也无量。但法师有意于诸行无常之苦，故发心托迹空门，断绝一切尘念，这实为寻常人所难下的决心。而一旦成为佛子，又带佛门戒规严于律己，精进不懈，所以，观法师其人之言行，确存有正知、正见，因此，见地颇高，能发起正行。他自己，不但能依循这种见解行事，而且还谆谆教导皈依在他座下的弟子们。身教重于言教，正因为能海法师对于佛教的研习深得其中机趣，对于时局政务亦能有很正确的见解，绝不流于媚俗，随波逐流，以图谋虚荣，故对名利也能淡然处之。法师为法亦为人，不愧为一代高僧。他之所以成为人们宗仰的楷模，绝不仅仅在于对佛教的贡献，在做人上也是值得称道的。
法师严守佛制。1949年夏，峨山砖殿修复，法师率弟子到新修的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法师先回成都，两位上座僧人后来随某军人夫人的车回到成都。为此，他们受到法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其中一人，还被遣送到绵竹县西山云雾寺静座，不准出山。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还有一次，法师在彭县修舍利模型塔，当时彭县一带住着起义军，以及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代表。县城里显得十分平静，人们很高兴。法师和一些僧人也在议论解放的事。就在此时，监工修塔的僧人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法师就生气地说：“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不是外国人!”法师虽为出家人，但其身为并不拘泥于不问人情事理，崇尚玄谈，而是救人于危难之中，充分体现佛的大悲大勇。
能海法师说法40年，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往弘法，法师婉辞未赴。林森亲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法师对此漠然视之。蒋介石政府请法师出任参政员及“陪都宗教联谊会”顾问，法师一一予以谢绝。他自己说：“我不过是一个胆小的出家人”“但爱戒之心，可质之诸佛而无愧。”这些行为对于弟子的教育及影响无疑都是很大的。
法师显密双弘，不存门户之见，法师为力挽盲修瞎炼的流弊，极力提倡讲学，为力挽徒尚玄谈之流弊，法师主张僧众之学，必依丛林，才能付之于实践。修必依学，不可盲人瞎马;学必有修，不能说食数宝。法师对于密学，认为是与显教相表里，相辅翼，亦是独辟蹊径，于佛教由显教大乘而入密，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法师在教弟子学法之时，也是由浅入深，执简驭繁，且循序渐进，条理井然。这与他所主张的不流于玄谈有关。说法必须使听者明于精奥的佛理，得正知见，倘若只是为谈而谈，那是于事无补的。
法师对于拯救名山大寺文物，终生奔走，不遗余力。彭县龙兴塔，建于梁代，后遭毁坏，法师发起修复，在彭县开窑烧砖，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形，先建模型塔，高一丈余。峨山砖殿在火中焚毁，法师命令弟子普超筹划修复。1949年夏天，法师又率领弟子到峨山慈圣庵安居，为普贤铜像装藏;又于慈圣庵足卢佛脱沙像，拟建为专修毗卢仪轨道场。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重庆真武山、绵竹云雾寺、峨眉慈圣庵、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扬，共开建道场六处，译述及讲稿共70余种。
法师由于平时对于佛法的修习，相信善恶有报，故横逆到来之时，能不失常度。1966年12月31日，法师像平时一样和众人一起学习。半夜起来登厕，遇到僧人成宗，法师让他第二日代为请假。次日早晨，邻单原宝光寺方丈妙轮喊师傅起来进早餐，不见应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