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佛骨表》之剖析

　　正 如

　　佛教博大精深,森罗万象。自从东汉初传入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岁月,它已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赵扑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然而,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流传当中,却也蒙受了种种“大灾小难”。大灾,有历史上所谓的“三武灭佛”。小难很多,其中韩愈“斥佛”,可说是较为突出的一例。

　　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西)人,是中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他一生致力复兴儒学,自诩乃孟轲再起之“圣人”。为了“推尊儒学,排斥佛老”,他先后写了《原道》、《原性》等论著。这里,我们要剖析的是他的《谏佛骨表》。

　　《谏佛骨表》是韩愈“辟佛尊儒”的代表作。文中集中地论述了“佛不足事”的理由。透过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作者在写作内容上,明显呈现了他对佛教道理的贫乏和极端偏执的态度。其表现在:

　　一、作者采取片面的史实,把历史上的某些不良现象,不加分析地“归咎于佛”。他认为,上古时代,天下太平,帝王百姓人人长寿安乐,是因为没有佛教;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后,而明帝在位只有十八年,此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又“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见《谏佛骨表》)这种违背客观事实而又片面的言论,居然出现在韩愈的笔下,真令人感到难以相信。

　　“上古”,在历史上多指商周秦汉这个时期。事实上,这个时期,末必人人长寿,个个安乐。春秋战国,国家林立,争雄夺霸,战争不断,那来“天下太平”?秦始皇施行暴政,焚书坑儒,何来“人人长寿”、“个个安乐”?就说“上古”以前的原始社会吧,那时人以构木为巢而住,以树叶遮体,钻木取火,尚不时膏虎狼之吻,自命难保,那有“长寿”、“安乐”可言?而自佛教传入后,国家、人民也未必“皆夭且乱”。众所周知,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势强盛的王朝。而在这一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高僧大德先后创立了十个宗派,中国成为了佛教的第二故乡。随着佛教的流传和发展,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的哲学、艺术、经济、文学等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推进了我国与邻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与邻国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二、作者以传统的“华夷之辨”,“先王之说”为立场,认为佛教是外来的“夷狄之法”,与中国传统的先王学说不同,故“佛不足事”。

　　《谏佛骨表》中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廖廖数语,将韩愈的传统保守思想和蔑视外来文化的态度表露无遗。真理是没有国界的,文化也是没有国界的。优秀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吸收,那能因它的传播人是“外国人”,那能因它的文化与我们的不同,我们便不能“取而用之”。当然,当他抛出这种片面观点时,就引起了当时社会有识之士的纷纷批评。高僧大颠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驳斥说:

　　“吾闻之善观人者,观其道之所存,而不较其所居之地。桀纣之君,盗跖之臣,皆中国人也,然而不可法者,以其无道也。舜生于东彝,文王生于西彝,由余出于戎,季扎出于夷,彼二圣二贤,岂可谓之彝狄而不可法也。今子又观佛之道,而徒以为彝狄,何其言之陋也?”(《退之别传》)

　　真是一针见血,驳得韩愈“目眙而不收,气丧而不扬”,自认理亏,惭愧万分。

　　佛教虽然不谈“先王之法言”,但是所讲的道理同儒家学说,仍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传统儒学以为,和尚出家,便是“不忠不孝”。因此,传统儒者反佛,一般都从这里为切入口。其实佛教也讲“忠孝”,而且对于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提倡。《菩萨睒子经》说:“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长阿含经》第十一说:“为子女者,当以五事孝敬父母。”又《涅槃经》上说:“知恩者是悲之本,开善业之初门,受人爱敬,名誉远闻,死者生天,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于畜生。”《地藏经》、《盂兰盆经》更是被称作是佛教宣扬孝道的经典。还有佛教徒念经时,就有“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的願文。所谓四恩,即①报父毋养育恩;②报师长教导恩;③报国家水土恩;④报众生护助恩。作为一个佛教徒不但要报父母恩、师长恩,更要效忠国家,造福社会,利益人民。

　　佛教徒,一般说有七众,在家男女二众,俗称居士,如苏东坡、王维等;出家男女五众,称比丘、比丘尼等。出家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更要孝顺父母。关于出家人孝亲报恩的事迹很多,如“释迦孝父”、“南朝道纪养母”、“唐朝黄檗度母”、“唐代子邻礼塔救母”等等,不胜枚举。

　　因此,只看到出家人,背井离乡,就断言佛教不讲孝亲,未免有些片面。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为了实现伟大的理想,背井离乡,远别父母,抛开恩爱之情,捨弃荣华富贵,甚至连自己的生命也不顾,难道就可说他是不孝吗?鉴真和尚为了传播文化,造福日本人民,远离父母,远离祖国,冒着生命的危险,东渡日本,难道他也不知“父子之情”吗?更何况,佛教认为,我们的父母很多很多,有现在的,有过去的,还有未来的。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父母。佛教导我们不仅要孝养现在的父母,而且要从这自私、狭窄、有限的“父母之情”,扩大、延伸到无私、无限、无量的“父母之情”。并且,最终目的是彼此共同了生脱死,永离苦难。

　　三、作者认为:“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佛教)。”又“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谏佛骨表》)

　　根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记载,武德七年,傅奕上疏“请除佛法”,但唐高祖并没有采纳。武德九年四月高祖下了一道《沙汰僧道诏》,但其目的是在于“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有妙道,永固福田”。(见《旧唐书》卷一)两个月后(即同年六月)高祖又下一道敕文,文中说到,“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唐会要》卷四七)等于是宣布取消《沙汰僧道诏》。另据《唐大诏令集》载,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还曾下诏,要求全国人民在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三个月内,禁止屠宰。以上可见,唐高祖是一个相当维护佛教的皇帝。至于韩愈所说的“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唐宪宗“即位之初,即不许度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这在《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等书中,均无记载。

　　四、作者在文章中直言率语,表现出一种忧国忧民的样子,想借此达到“灭佛”的目的。他说,应将此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接着他发誓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谏佛骨表》)表现出一种“捨身为国,视死如归”的精神。

　　真的如此吗?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作者受贬后的自白,并给合本文加以分析,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在文中所表述的含义,确实过于偏激。据《退之别传》载,他写《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后,曾与当时灵山寺高僧大颠和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对辩。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大颠曰:“子之来官于南,以其言之直也,今之貌郁郁然似有不怿者,何也?”

　　愈对曰:“愈之用于朝,享禄颇厚矣。一日以忠言不用,而夺吾刑部侍郎。窜于八千里之海上,……乃至潮阳,飓风鳄鱼,祸患不测。毒雾瘴气,日夕发作。愈少多病……今复忧煎黜于无人之地,其生岂可保乎?愈之来也,道出于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其力,而卒以无恙。愈以主上有中兴之功,己奏章道之,使定乐章,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为何上奏章,请皇上 东巡泰山?其目的是“冀万一于速归”。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韩愈被贬斥后与写《谏佛骨表》时的截然不同的思想态度。现归纳三点略作分析于下:

　　(1)在《谏佛骨表》中显出一副忠君为民,直谏不讳的韩愈,被贬后却后悔不已,“貌郁郁然”而不可终日。后人说韩愈写《谏佛骨表》只不过是为了谋求忠的名声,并以期获得“大圣人”唐宪宗的恩赐。否则,被贬后就不该后悔,应感到自慰,因为自己已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了。更何况“言用,而获忠直之名,享报言之利;不用而逐,亦事之必至也”。(《退之别传》)

　　(2)韩愈被远谪潮州,途经“黄陵之庙而祷之,幸蒙芝力,而卒以无恙”。深深揭露了他在《谏佛骨表》里所说的:“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的虚伪性。韩愈一生写了许多关于祭鬼神的文章,从这些祭文中,也可见他是一位极为相信鬼神报应的人。

　　(3)迎佛骨时,他忠谏唐宪宗不要观迎。若此,则“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谏佛骨表》)然而,他被贬于“毒雾瘴气,日夕发作”的潮州后,不久,就上表请宪宗“东巡泰山”。当时正值“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他却不顾百姓的安危,请皇帝遊泰山,“封禅告功,以骚天下”,而目的是为自己创造早回长安的途径。因为“倘其(宪宗)有意于此,则庶几召愈述功德,作诗歌,而荐郊庙焉”。(《退之别传》)以儒家道统自命的韩愈,口头上所言是“先王之道”,“君臣之义”,而内心所追求的依然是离不开世俗的“名”和“利”。也难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韩愈写《谏佛骨表》的动机和目的。全文充满着作者个人的偏见,妄想以此来达到他的“攘佛尊儒”,和政治上的某种意图。所以,当他“辟佛”受贬官后,内心感到极度的懊悔和悲伤。我们在披露作者在《谏佛骨表》所表现的儒家立场和因循守旧的思想本质,并不眨低《谏佛骨表》的在文学上价值。《谏佛骨表》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虽是针对唐宪宗求长生的心理而作,但与“迎佛骨”时将导致劳民伤财也有着直接的关糸。作为佛教的反面材料的《谏佛骨表》,是值得佛教徒深深的反思。

　　1989年刊登于香港《内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