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之成也难，即如种谷，其初创者必先恳辟荒野，除石斫荆垒坎闸水等，要经极长久之时间与勤劳，方能调伏其土性，播种种子。播种之后，又须灌溉锄草守护管理。至秋熟时，始有收获；然更有天灾人祸等乘之，亦未可必也。

又如经商，初则学习行情，审察方物，次则集资经营矫诈变售，或稍获利；然更有奸偷盗骗等乘之，亦未可必也。他若为利誉而学而军而政，用尽无量心机，耗尽无量精力，能否达到权势利誉之目的，皆不可为定论也。

吾人生此浅薄之时代，在人类中，欲由极短时间，而创造或改建一种出乎常情之伟大的佛教事业，岂不更为难之又难乎！

释尊逝世二千五百余年，依经论授记而观，确至最后五百岁之时期，众生之福慧日减，烦恼日炽，恶业日强，苦果日剧，终日汲汲于衣食淫怒而不暇，岂更能发生淡泊离欲清净寂灭之心念乎？

佛法东流，大盛之期，厥惟隋唐，但自唐武宗灭法之后，偏缺不全者，千余载矣。在此不振之期中，惟有不赖言教之禅宗，独步迥出，盛行一时；亦正因此，遂将如来原有之僧团律制而变为丛林之封建制度；将可宏扬讲演之教典而变为供置高阁之陈列品；博学深知之僧侣，而变为愚昧之大群。在此期间，虽亦有台贤净律各宗大德之出现，但皆以种种环境与潮流之关系，其所提倡兴建之事业，终归隐消附和于禅林而后已。

入清初又因剃度之方便大开，虽与佛律相符，但另一方面因滥而不教，遂造成今日紊乱无纪不可收拾之局面也！

在此世道浅薄，烦恼日盛，寺产封建，僧侣愚鄙，正法隐隐西沉之际，任谁欲想出而整顿改革，大非易易！其受各方之反击失败，诚为意中必然之事，故诸有心之大德，虽皆知时代潮流之轮齿，必不使残喘待毙之佛教苟存；兼之佛教拥有如是广大之产业，更为学政各界所垂涎，故想整理组织，开发旧有产业宏扬新兴教学，但亦因察见上述之种种困难，终致以潜心自修少事少业为归，对于佛教前途，徒作无法可施之叹息者，固大有其人也。

惟我亲教太虚大师，具文殊之妙慧，怀观音之大悲，更以金刚手无畏无怯之神力，在一切万难环境之下二十年来，为法为众，竟能不顾一切之一切，冒世人之大韪，而作佛教之革命，高唱整理组织之口号，以警世间，此诚为他人之所不及。

其最初发起之协进会，虽因进行太猛而遭各方势力之打击，以致夭折，但在当时环境中能给醉生梦死之旧势力以警钟，得到具有世界眼光者之同情，与其说是失败，毋宁谓其成功也。

又民十一年在武昌创办佛学院，教育僧才，时间虽短短二年，学僧不过数十名，但现在散于各处与环境挣扎，办学讲学，发心整理僧制和住持佛教者，又谁非直接或间接受我大师施教之影响而使然耶？故此云失败，更可谓为最大之成功也。

民国十五六年革命军北伐，寺产僧侣，朝不保夕，佛教前途大有岌岌欲堕之势，此又全仗吾大师广发大愿，深具无畏之精神，振臂急呼，力辟障碍，联络全国佛教徒组织佛教会筹设佛教会于首都，寺产藉以保障，僧侣赖以安固，佛教前途渐至坦道，事后因有惟利誉是求者作怪，故将福庆以让人，患难以自任，此更非我大师其孰能与等耶？故虽自说是失败，吾则觉其为成功也。

今依上述之史的观察与大师最近之言论，略述感想三点：

一、吾人无始以来，纯以趋福避祸为能事，其能在祸多福少困难万端中，发心整理佛教以救世，竟敢不顾一切而作真实进行者，惟吾大师，吾侪亦当发心随学其无畏之大力。

二、吾辈门弟子多以利誉是从，除己之外罔问他人之损益，在此劫运如此世界如此众生类中，纯以救世度人为前提，广发大心宏持如来圣教，不顾一己之利誉得失者，惟吾大师，吾辈更当发心随学其大悲心。

三、在此无明深重贪嗔毒炽之黑暗中，其能发心利他，而知实无一人之可利，虽发心维教，而知实无一法之可宏，教存教亡，皆看众生之罪福，事成事败，全待众缘之聚散；事成也无喜无骄，事败也无忧无馁；同在一真空大炉中，任他现起一切成败增减福祸幻影而不著，此更非吾大师无人能及，则吾辈僧俗诸弟子更当依止而随学不可暂忽者，为其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