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著作（上）

　　《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印度马鸣所撰。在中国有二种译本，一为梁真谛译，一为唐实叉难陀译。但是，长期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大乘起信论》不是印度马鸣所撰，亦非真谛、实叉难陀所译。早在隋代，我国法经编撰《众经目录》，就将此论编入「疑惑部」，到了唐初，均正在其所著《四论玄义》中，也说它是「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

　　到了近代，怀疑此论的佛教学者就更多。首先有日本佛教学者对《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论争。一九二六年，有舟桥水载者，撰文说《起信论》为中国佛教学者的撰述。此後有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羽溪了谛、常盘大定、村上专精、林屋友次郎等都参加了这场论争。直到一九二六年以後，论争才暂告一段落。十年以后，又有铃木忠友发表文章，重新提出自已的新看法。认为《起信论》虽然是印度马鸣所作，但却不是梁真谛所译。在他所撰《就有关起信成立的史料》一文中，将以往的争论分为三类：一是真谛肯定说（承认是印度马鸣作，梁真谛译）；二是真谛译否定说（承认是印度马鸣作，但非梁真谛译）；三是马鸣作否定说（认为非印度马鸣作，而是中国人撰述）。他本人主张第二种说法，即《起信论》虽非梁真谛译，但应该是印度马鸣所作。他的这种观点，在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直至现在，日本仍有部份学者认为《起信论》确是印度撰述，不过撰述时间在大乘佛教的晚期，应是无著、世亲之後，是大乘佛教晚期的代表论书。

　　此论在近代中国，在佛教学者中间也屡有争论。最早有章太炎撰《大乘起信论辩》，确认此论为印度马鸣所撰，并认为是龙树以前所出。其後有梁启超依据日本学者论争的观点，撰《大乘起信论考证》一文，同意望月信亨的观点，认为此论不是印度撰述，作者既非马鸣，译者也非真谛，而是梁陈间中国人的著作。此说一出，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首先有非心撰文，对之逐条加以批驳。但亦有同意梁启超的观点的。如王恩泽作《起信论料简》，认为此论不仅不是印度马鸣的著作，而且也不是佛教的著作，而是附佛外道的东西，「出於梁陈小儿之作」。他的观点，更加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如陈维东、唐大圆、常惺等纷纷撰文加以驳斥。後来这些争论文章，武昌印经处曾於一九三二年将之汇集成册，题名为《大乘起信论研究》。稍后，太虚大师在他所撰的《再议印度之佛教》一文中，肯定《起信论》是印度马鸣所撰，梁真谛所译，并且认为是印度大乘佛学龙树以前的作品，不过在龙树以前没有在印度起重大影响而已。

　　关於《起信论》的真伪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看法。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著名佛教学者吕澄在他的《起信与禅》一文中，仍然认为「起信」这部书不是从梵文译出，而是依据魏译《楞伽》而写作。至于唐译《起信论》，也并非翻译，而是禅家对於旧本的改作。著名佛学大师印顺在他的《起信评议》一文中，只是客观地介绍了他人的争论，没有正面提及《起信论》的真伪问题。但从他在文章中谈到「印度传来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中国人作的不一定就错」等论述来看，似乎也不反对把《起信论》看成是中国人撰述的这一观点。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尽管至今佛教界和学术界对於《起信论》的真伪，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但是，总的说来，似乎大多数人都倾向於《起信论》是中国人撰述这一观点了。我也认为，《起信论》一书，应该是出於中国佛教学者的手笔，而且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佛教自传来中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弘扬与传播，逐步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碰撞与融合，渐渐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从魏晋南北朝起，一些中国佛教学者，从翻译佛经到注解佛经，然後独立撰写佛教著作，发挥佛教的义理，最终形成各种佛教学派，这就是佛教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会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像《起信论》这样佛教著作的出现。

　　《起信论》这部书，从思想体系来看，实际上是依据魏译《楞伽经》而写作。关於这一点，我国古代的一些佛学大师在为《起信论》作注释时，就已经提到《起信论》与《楞伽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例如，从隋唐时代的慧远、太贤、元晓、法藏等开始，直到明末的德清、智旭，他们在注解《起信论》时，几乎无一不承认它是依据魏译《楞伽经》而作。

　　《楞伽经》是我国早期禅宗的宗经，在慧能以前的历代禅宗祖师，都以《楞伽经》作为授徒的信物。由此可以推定，撰写此论的很可能就是中国禅宗的先驱者某一禅帅。为甚么作者不具真名，而要伪托？很可能作者本人在当时的佛教界没有地位和影响，唯恐具了真名会影响此论的流行，因此将著名的印度大乘佛教学者马鸣抬出来作为作者，而将中国四大译经家之一的真谛抬出来作为译者，目的就是使自已所创立的佛教理论能得到广泛的传播。

　　《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得到大部份佛教界人士和佛教学者的认同。对於这部论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近代佛教学者已有过不少的论述。本文只是在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些补充，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本书的组织结构可以看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本书名为《大乘起信论》，顾名思义，就是教导人们要对大乘佛法起正确的信仰之心，要求大家修习大乘之行，最终达到成佛的境界。中国是一个流行大乘佛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信徒都是信仰大乘佛教的。本书作者正是根据中国佛教信仰者大都信仰大乘佛教的这一特点，才将这部论书取名《大乘起信论》。

　　《大乘起信论》的组织结构，和一般佛书也有所不同。一般佛书的组织结构大都分为序分、正宗分和流通分三部份，这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经论的译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而《大乘起信论》则不同，它分为因缘分（说明撰写此论的原因）、立义分（阐明大乘佛法的全部要义）、解释分（对大乘佛法的全部要义进行详细的解释）、修行信心分（评述起信、修行的方法，以坚定信仰大乘佛教的决心，指出通向涅槃解脱的途径）和劝修利益分（讲述闻持此大乘佛法後能得到的利益和功德）等五部份。这种五部份划分的组织结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如「因缘分」说明撰写此论的原因，列举了八种，其中讲到要使众生远离人世间一切苦，获得无上菩提和大涅盘的究竟妙乐；为了解释如来所说根本教法的义理，使得一切众生都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等。最後指出，为了劝导人们要想得到巨大的功德的利益，必须修行大乘佛法。

　　不仅在「因缘分」的最后，提出要人们修行大乘佛法，而且在「五部份」的最後一部份，专门列出「劝修利益分，著重讲述了闻持此大乘佛法能得到的利益和功德。指出只要能够对大乘佛法生起真正的信仰，就能进入大乘，获得佛果，最终必能成就无上之道，从而绍隆佛种，继承佛法，并为诸佛所「授记」〈授予将来必当成佛之记别〉。

　　以上所有的一切说法，很适合中国大乘佛教信仰者的口味。因为信仰大乘佛教的中国佛教徒，其信仰佛教的最终目的，就是成就佛道。而《起信论》的组织结构，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撰写此论的原因，论述了大乘佛法的全部要义并作了详尽的解释，指出了生起正确的信仰、修行的方法以及通向涅盘解脱的途径，最後讲述了所能得到的利益和功德。这种思路，正是中国大乘佛教徒所需要的和希望的。由此可以看出，《大乘起信论》一书，是专门为中国佛教徒所撰述，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二、从本书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大乘起信论》有其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所谓「一心」（「众生心」，「真如」，「如来藏」）、「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三大」（「众生心」或「真如」的「体大」、「相大」、「用大」）、「四信」（「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修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止观」五种德行）。《起信论》认为，一个人想要达到成佛的境界，首先必须掌握大乘佛法的理论。这个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所谓「一心」、「二门」、「三大」，主要是阐述大乘佛法的理论《起信论》主张，一切宇宙万有，包括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唯是「一心」即「众生心」所造。而这种「一心」即「众生心」，又是通过「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这二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门类，才生起种种差别变化的宇宙万物来的。这就是大乘佛法的主要含义。而大乘佛法之所以称为「大」，就是因为生起宇宙万有的本原「一心」（「众生心」、「真如」）具有三方面巨大的含义。首先是「体大」（体性巨大），所谓平等如一，不生不灭，无增无减，毕竟常恒，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如此。其次是「相大」（德相巨大），所谓具足大智大慧、常乐我净等一切功德之相。第三是「用大」（作用巨大），所谓能生起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因缘果报。《起信论》对「一心」，「二门」、「三大」作了详尽的论述，也就是对大乘佛法含义，作了全面、正确的论述，其目的是要人们都来信仰大乘佛法。

　　讲了「一心」、「二门」、「三大」以後，接著要讲「四信」、「五行」，这是讲信仰大乘佛法的方法和成就佛果，达到涅盘、解脱境界的途径。

　　《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理论著作（下）

　　觉醒法师

　　所谓「四信」，即首先要信仰「根本真如」。因为真如之法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其次还要信仰「佛」、「法」、「僧」三宝。《起信论》认为，在了解了大乘佛法的全部要义之后，就要进一步懂得如何坚定信仰大乘佛法的方法。如果有了以上四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那么成就佛果也就有了根本保证。

　　在坚定了以上四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之心之後，还必须进一步修习五种德行，这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和止观。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成就佛果，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

　　《大乘起信论》这种「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的思想理论体系，充分体现出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色彩。例如，《起信论》的思想体系，以为一切诸法都是从「一心」（「众生心」）所造，它通过「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的相互关系，从而产生出种种差别变化的万事万物，这完全是中国大乘佛教理论所具有的特色。过去有人认为，《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即「众生心，和《老子》一书中所讲的「道」与《易经》中所讲的「太极」十分相似，而「一心」、「二门」之说，也与「太极生二仪」如同一辙。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这里顺便讲一下，就是《起信论》把其思想理论体系归纳为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这种把本来极为复杂的理论，归结为十个字的作法，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归纳的一个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学者在总结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常常运用这一方法，目的是使后人便于记忆和掌握。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如当代一些国家领导人和专家、学者，在阐述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时，仍然爱用一什么、二什么、三什么等几个要点来归纳 … 总结，目的是使大家便於掌握自己思想观点的精神实质。如建国初期，我们讲过渡时期总路线时 … 总爱讲「一化二改造」等等。现在也有人常常讲对待任何比赛时，要做到「一颗红心二种准备」等等，因此，我认为，《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体系「一心、二门、三大、四信、五行」，不仅明显地具有中国大乘佛教理论的特色而且也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

　　三、从本书的主要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可以看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大乘起信论》阐述了许多重要理论概念，如「真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著「真如缘起」说来展开的。可以这样说，「真如缘起」说是《大乘起信论》的主要理论基础。

　　「真如缘起」说，是中国大乘佛教所特有的一种缘起理论。它是在印度佛教原有的「业感缘起」和「阿黎耶识缘起」等理论基础上，吸收中国佛教思想的特点而形成的。

　　所谓「真如缘起」说，是指一切诸法都是从「一心」（「众生心」）这一「真如」派生出来的。《起信论》认为，这是由「真如」分出「二门」，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变化而来的。「心真如门」又名「不生不灭门，是从宇宙万有的本体方面来说的，「心生灭门」又名「生生灭灭门」，是从宇宙万有的现象方面来说的。「真如」本来是一片清净，怎么会分出「二门」来的呢？《起信论》认为，「真如」不守自性，忽然念起，名为「无明」。由于「无明」的妄念执著，从而生起生灭变化的森罗万象。「真如」和「无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关系是「二而一」，本来，「真如」是净法，「无明」是染法，两者有所区别。但「真如」会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起，是「真如」的一种势用，它本身没有自己的本性，所以两者又是一致的。因此「真如」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不变」、「随缘」，所谓「不变」，即不变自性绝相。意谓「真如」的自性即清净本性，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绝对平等，无有差别之相。所谓「随缘」，即不守自性随缘，意谓「真如」不守自性，随顺「无明」而起生灭变化，显发出无限的差别现象。

　　「真如」的「不变」、「随缘，表示了「真如」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实体，但又随顺「无明」而起种种生灭变化的森罗万象，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

　　在《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中，包含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概念，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

　　所谓「阿黎耶识」，就是依据绝对平等的「真如」，生起差别的「无明」妄念，然后「真如」和妄念又相互和合。《起信论》说，依如来藏（真如）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所谓「不生不灭」，是指真如的本性绝对平等，无有生灭；所谓「生灭」，是指由无明妄念而起的相对差别、生灭变化的现象。说它「非一」，是指真如的不生不灭与现象的生灭变化截然不同。说它「非异」，是说真如的不生不灭与现象的生灭变化犹如水与波一样，谁也离不开谁。离开水不会生起波，离开真如也就没有生灭变化的现象。

　　《起信论》又说：「阿黎耶识」有「觉」和「不觉」两种含义。所谓「觉」，就是觉了真如自体的智慧。所谓「不觉」，就是不觉了真如的无明。「觉」与「不觉」，也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依「觉」才有「不觉」，离开「觉」也就没有「不觉」，同样，依「不觉」才有「真觉」，离开「不觉」也就没有「真觉」，正是由於「阿黎耶识」有「觉」和「不觉」二种含义，所以才能从「不觉」中派生出无数的妄念。这种「妄念」有九种相，所谓「三细六粗」，这九种相，包括了一切染污之法。《起信论》把宇宙万有看作都是由於人们的「无明」即愚昧无知所派生出来的，是一种「妄有」，所以是「三界虚伪，唯心所作」，对於「真如」（净法）和「无明」（染法）的相互关系，《起信论》又用「熏习」的理论来加以阐述。所谓「熏习」，是指通过一种事物的连续熏习影响作用，而使另一种事物的性质发生变化。犹如我们所穿的衣服，本来是没有香气的，但如果有人用一种香料来熏习衣服，那么这件衣服就会有香气。《起信论》认为，正是由於这些熏习的相互作用，才使得染法和净法相互作用，相续不断。

　　总起来说，《大乘起信论》的基本理论「真如缘起」说，阐述了「真如」（「一心」）与一切法（宇宙万物）的关系。它以「真如」（「一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的实体，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真如」（「一心」）所派生出来的。不仅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真如」（「众生心」）所生，而且佛的境界的缘起也是出于「众生心」（众生的自心），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成佛的无量功德。所以，归根结底，信仰大乘，就是信仰自己的心，证悟大乘佛法，也就是证悟这个自己的心。《起信论》说：「自信自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就一定能够证悟佛理，达到成佛的境界。总起来说，著重自己内心的修行，一切的一切，都发出於心，最後又回归於心，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真如缘起」理论，也是《大乘起信论》所主张的全部宗教宇宙观。

　　综上所述，《大乘起信论》的理论基础「真如缘起」说，包括它所阐述的几个基本概念如「阿黎耶识」、「熏习」等等，都是在印度佛教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明显地带上了中国大乘佛教理论的特色。所以我们说，《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

　　正是因为《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所以问世以来，即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著巨大的影响作用。

　　据前辈一些学者的考证，《大乘起信论》在我国梁隋之际即已开始流传。因为它内容丰富，文字通顺，特别是在组织结构、思想体系和理论基础等方面，都具有中国大乘佛教的特色，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受到广大佛教学者和信徒的欢迎，因而得到广泛的流行。人们把它看成是大乘佛教理论的入门概要之书，竟相研习，争作注疏，从而影响到其後形成的各个宗派，对中国佛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乘起信论》问世以来的广泛流行，首先表现在历代的一些佛教学者对它竟作注疏。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梁代，就有真谛及其弟子智恺等为《起信论》作注（後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到了隋代，不仅有多种《起信论》注疏出现，而且还有人吸收和引用《起信论》的思想，用以建立和丰富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其中代表人物有慧远、智顗、吉藏和湛然等。这说明，隋代以来，不仅《起信论》的注疏日益增多，而且其思想巳对各家各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到了唐代，《起信论》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就更大。特别是华严宗和禅宗，在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受到《起信论》的重大影响。

　　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不仅撰有多种《起信论》注疏（其中有的也有人疑为伪托），而且汲取了《起信论》中的许多重要思想，用以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都渗透著《起信论》的思想。在他的影响下，华严宗四祖澄观和五祖宗密等，也都十分重视《起信论》，并作有注疏。

　　禅宗的南宗创始人慧能，更是大量运用《起信论》的思想，组织其理论体系。由其门人汇集的言行录《坛经》一书，可说是处处体现了《起信论》思想。如《坛经》中所讲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等等的顿悟理论，就是受到《起信论》中「真如缘起」说的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坛经》中的其他理论，也或多或少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禅宗的其他禅师，可以说无一不受到《起信论》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延寿的《宗镜录》开始，以后所有禅师的著述，几乎无一不汲取《起信论》的思想，可见《起信论》对禅宗思想影响之巨大。

　　宋、明、清数代，虽然中国佛教已渐趋衰落，但仍然有多种新的《起信论》注疏出现。如宋代有子睿的《起信论疏笔削记》。明代有真界的《起信论纂注》、正远的起信论捷要、通润的《起信论续疏》、德清的《起信论直解》、智旭的《起信论裂网疏》等。在清代，则有续法的《起信论疏记会阅卷首》和《起信论疏记会阅》等，可见《起信论》对中国佛教影响之大。

　　近代以来，由於 杨仁山 居士的大力提倡，《起信论》在数十年间风靡全国，由于研习此论而起信佛之心的不计其数。因此，《起信论》在当时佛教界仍然备受关注。特别是一些佛教学者掀起的关於《起信论》的真伪之争，促使争论的双方都去深入研究《起信论》思想，这就更加促进了《起信论》思想的流传。当时的一些佛学院校，都以《起信论》作为大乘佛学理论的入门书，用之作为基本教材。一些佛教僧人和居士，也把《起信论》看作是进入佛门的要籍而勤加研习。一些著名佛教界人士如太虚、慈舟、桂伯华、徐文蔚、圆瑛等，也都为之作注疏或讲义。直至建国以後，一些佛学院校仍然继承以往的传统，把《起信论》作为学僧必读之书。近年来还出版了多种为《起信论》作新的校释的书。

　　总起来说，《大乘起信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理论著作，它是中国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中国佛教各宗派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由於《起信论》所代表的思想，在中国佛教思想中有其独到的价值，所以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