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之治学方法举隅

　　福建佛学院 菩提

　　佛教自汉代传人中国以来,大师辈出,浩瀚汪洋的佛典与著作亦使人叹为观止.然近百年来,于佛学研究有深刻造诣者恐唯有印公导师一人。但印公却在《法海微波》的序文中自叹:“一生写作。出版而不能对佛教有些影响,不免有些浪费笔墨的感觉。”由此可见印公治学之态度是怎样的谦虚。著作等身的印公导师,他的治学方法是如何呢?《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说:“我是笨人笨办法:学习久了,多少理解佛法,就渐渐的应用佛法来处理佛法。”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中,印公导师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们要用我们佛教的方法。那么我们怎样来研究佛法呢?佛曾说过一种现实世间的普遍真理,也可以说是,凡事实上的一切存在都离不开的普遍法则。这个法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我觉得,我们研究佛法的时候,应该要引用这一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以佛法研究佛法》中印公导师又说:“我,也是自以为以佛法来研究佛法的,我以为所研究的佛法,不但是空有、理事、心性应该是佛教所有的一切一一教、理、行、果。教,是一切经律论,也可包含得佛教的艺术品,六尘都是教体,这都有表诠佛法的功能。理,是一切义理,究竟深义。行,是个人的修行方法,大众的和合轨律。果,是声闻、缘觉与佛陀的圣果。这一切佛法,要以什么去研究,才算以佛法研究佛法?我以为:所研究的佛法,是佛教的一切内容;作为能研究的方法的佛法,是佛法的根本法则,普遍法则一一也可说最高法则。”这最高法则是什么呢? 印公导师说:“那就是缘起法的三法印。”研究佛法应该把握这样的法则,随顺这样的法则来研究,这才算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才能正确地体认不违反佛法的佛法。印公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法则:“以佛法来研究佛法。”

　　现代人研究佛法的方法,大多以西欧及日本为马首是瞻;这些纯为知识性的学术职业的研究,是无法窥见释尊真面目的原始本怀,所以,印公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以极其精辟的论断指出:“现代的佛法研究者,每以历史眼光去考证研究。如不能把握正确的无常论,往往会作出极愚拙的结论。有人从考证求真的见地出发,同情佛世的佛教,因而鼓吹锡、暹式的佛教而批评其它的。这种思想,不但忽略了因时因地演变的必然性,并漠视了后代佛教发掘佛学真义的一切努力与成果。愈古愈真愈善的见地,把清代的汉学者,送到孔子托古改制的最后一步,我想拙劣的原始佛教者,也必然要作出释尊是印度文明发展中的成就者的谬论。有些人,受了进化说的眩惑,主张由小乘而大乘,而空宗而唯识而密宗,事部行部一直到无上瑜伽,愈后,愈进步愈圆满。这与上一类见解恰恰相反,但是同样的错误。从诸行无常的生灭的见地去看:前生灭系与后一生灭系,前因后果的钩锁演变,不是命定的进化与退化。不论是佛法全体,或其中某一思想,某一制度,某一行法,都在或上升或下降或维持的现象中推移。在每一阶段中,还都有新的确立,旧的废弃。从个别观察到整体,是异样复杂的.愈古愈真者,又漠视了畸形发展与病态的演进。我们要依据佛法的诸行无常法则,从佛法演化的见地中,去发现佛法真义的健全发展与正常适应。佛法的思想、制度、流行在世间,就不能不受着无常演变法则所支配.若把它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或以为佛世可变异后人唯有老实的遵守,说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或以为祖师才能酌量取舍,我们只有照着做:这就违反了佛法一一诸行无常法则的佛法。这样的真知灼见,实可震烁古今。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中印公导师说:“我的研究,是从“无常”、“无我”着眼的,无常是时代先后的演变;无我是同时的影响关系。将时间与空间结合起来看问题,看它为什么演变。所以我告诉大家没有别的研究方法。世间上的方法很多,我没有看过,我不懂,我只用我们佛法的基本方法一一无常、无我做为我研究的方法论。”为了说明印公导师的这种方法论,仅举《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无常法则一例为证:

　　以无著的唯识学为例:如果说,像无著所说的唯识学,在佛世已圆满而具体的成立,无著不过从慈氏那边听来,原样不动的把它传出而已。这等于说,本来成就了的东西,从新发现,这是“自生”,不是诸行无常的因缘生。若说:佛世根本没有,无著假托弥勒而独创的;或从某一派直接产生的,这也不正确,这是“它生”。如果说:唯识学虽是本有的,但由种种学派的引发,种种环境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还是“共生”,而不是缘生。若说:自然而有,没有因缘可说,那更是“无因生”的邪见了。那到底是怎样产生、成立的呢?是缘生、缘成,是幻化无性的发展过程 须理解:无著的唯识学,是发展中的成立阶段,到此时,充分而确定地成立了唯识学的特质,唯识学的精义,本没有不变的自体性,在不断的演化中成立,成立了也还是不断的演化。佛世,有唯识的倾向,有可以解说为唯识的章句。演化到无著学的阶段,是从种种问题,种种思想,经无限错综演化而来;这其中白然有主要的因缘。成立唯识思想的条件,在印度佛教界的某一角落里,发展到快要成熟;除了时代思潮或顺逆的激发,特别是受了无著的师承、熏修,与个人的严密思想的融合发挥,才能有无著唯识学的出现。成立了,经世亲、陈那、护法诸大师的传宏,还是在不断的演化中。然而始终不曾离弃唯识学的物质,主要的意义,始终还是唯识学。如含有大量墨色素的流水,水虽不息的流变,而在不失墨色的特质以前,永远还是墨水一样。

　　印公导师是以佛法来研究佛法的,所以他的治学亦是以佛法为方法的。《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把自己治学的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点:

　　l、“从论人手”:我从研究论书入门,本是偶然的。有些论典,烦琐、思辨,对修持有点泛而不切。但直到现在,还是推重论书。因为论书,不问小乘大乘,都要说明生死流转的原因何在。知道生死的症结所在,然后对治、突破,达成生死的寂灭。抉发问题,然后处理解决问题;这是理智的而不只是信仰的。决不只说这个法门好,那个法门妙;这个法门成佛快,那个法门很快了生死。从不说明更快更妙的原理何在,只是充满宣传词句,劝人来学。我觉得论书条理分明,至少修学几部简要的,对于佛法的进修,明智抉择,一定是有帮助的。

　　2、“重于大义”:佛法的内容深广,术语特别多,中国人又创造了不少。重视琐细的,就不能充分注意重要的。所以十八地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看过了事,知道就好,不用费心力的记忆他(久了,自会多少知道些)。佛法不出于三宝,如释尊化世的方法与精神,制律摄僧的意义,法义的重要理论,修持的主要方法,却非常注意.重于大义,也就注意到佛法的整体性.我的写作(与讲肋,虽是一分一分的,但与部分的研究者,没有对佛法的整体印象,只是选定论题,搜集资料来加以研究,不大相同。

　　3、“重于辨异”:不知道佛法中有什么问题,那就阅读经论,也不容易发现问题,不知经论是怎样的处理问题。由于我从修学论书人手,知道论师间有不少异议,后来知道部派间的异论更多。如《成实论》所说的“十论”,就是当时最一般的论题。《大般涅槃经》(卷二三、二四),《显宗论》“序品”,都列举当时佛教界的异论.大乘法中,阐提有没有佛性,一乘究竟还是三乘究竟,阿赖耶是真是妄,依他起是有是空,异说也是非常多。世间法是“二”,也就是相对的.佛法流传于世间,发展出不同意见,也是不可免的.如不知异义的差异所在,为什么不同,就方便的给以会通,“无诤”虽是好事,但可能是附会的,笼统的,含混的。我在(第一部讲说成书的)《摄大乘论讲论》“自序”中说:“‘非精严不足以圆融\’。我着重辨异,心里记得不少异论,所以阅读经论时,觉得到处都是可引用的资料。我的立场是佛法,不是宗派,所以超然的去理解异论,探求异说的原因.如《摄大乘论讲记》的“附论”中,列举唯识经论对唯识变的说明,条理出:重于阿赖耶种子识的,成为“一能变”说;重于阿赖耶现行识的,成为。三能变。说。这都是渊源于印度的真谛与玄奘所传,各有所重,何必偏新偏旧,非要“只此一家”不可呢:我先要知道差别,再慢慢来观察其相通。

　　4、“重于思惟”:佛法,无论从人或从经论中来,都应该作合理的思惟。我的记忆力弱,透过思考,才能加深印象,所以我多运用思惟,学习所得到的,起初都是片段片段的。如认真记忆而不善思惟,死读死记,即使刻苦用功,将来写作,也不过将别人的拼凑成篇。如经过思惟,片段的便能连贯起来。有时在固有的知识堆里,忽而启发得新的理解,触类旁通.不过思惟耍适可而止,一时思不通,不明白,苦思是没有用的,可以“存疑”。知道某一问题、某一意义不明白那末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慢慢明白过来。或是见到了解说,答案,或因某一问题的了解而连带解决了。对于某些问题,为什么彼此见解不同,彼此有什么根本的岐见?为什么会如此?我常常凭藉已有的理解,经思惟而作成假定答案。在修讲过程中(也许听到见到别人的意见),发现了以前的见解错了,或者不圆满,就再经思惟而作出修正、补充,或完全改变。总之,决不随便的以自己的见解为一定对的。这样的修正又修正,也就是进步更进步,渐渐的凝定下来,这样,我的理解,即使不能完满的把握问题,至少也是这问题的部分意义。

　　印公导师治学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依赖笔录,在家学佛时,曾抄录从辞源中的佛学词类。出家以后,印公导师又在三论的章疏中抄录出南朝法师们的种种见解,有关史的也一并抄出,这对印公研究中国佛学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大毗婆沙论》诸论师的异解及可作佛教史料的内容,印公都一一全文录出。《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说:《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及论师之研究》中,“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大毗婆沙论的诸大论师”一一二章,就是凭这些资料写成的。“集录”是印公导师用分类的方式,把论文分解了。将有关的论义,集成一类一类的。如以“空”为总题,将全论说空的都集在一处。实相、法身、净土、菩萨行位,不同类型的菩萨,连所引的经论,也一一的录出(约义集录,不是抄录)。这样就避免了读到后面,忘了前面的毛病。“科判”表式学习法,也是印公导师治学的一种主要方法,《游心法海六十年》中印公导师说:“泛读大乘经部,阅读以后,将内容作成“科判”那样的表式,如有特殊的事,可注意的文义,就附记在经的科判以后,这样的略读,费时不多,而留下科判表式,如要检查内容,却非常便利。

　　以上只是印公导师在平时整备资料时所用的方法,如要作某一问题的研考写作,印公导师则是首先对问题所在及组织大纲有一个轮廓的构想,然后分类的集录资料,再加以辨析、整理、从无边的资料中,抉发深隐的问题。然后以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一问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而完成的。

　　印公导师的治学方法,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以佛法研究佛法》、《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等著作中都有过精要的论述。本文不过摘录其中的片段,以飨读者,希望有志于佛法研究的同修,能从印公的治学方法中得到新的启发。共同增进我们的学业。最后,似印公导师的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治学以佛法为方法”。

　　1996.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