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镜清佛典翻译手稿》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韩廷杰

　　韩镜清先生,1912年出生于山西省沁县一个原籍北京的官僚家庭,在北京四中读书时皈依常惺法师为佛教居士,法名慧清。上大学后,以此为号。从此开始学佛生涯,曾跟随北京大学汤用彤先生赴南京,听欧阳竟无居士讲《晚年心得》。当时因父母年迈,没能随校去西南联大,于是开始标点《成唯识论》的有关典籍。

　　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此间曾跟随韩清净居士学因明和《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等。当时佛学界有“南欧北韩”之说,韩镜清先生对这二大家的佛学体系都曾学习过,为其佛学功底夯实基础。

　　1936年在北大哲学系读完本科后,继续深造,师从汤用彤教授读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还跟随周叔迦先生学习大乘佛教,在周先生的鼓励下,开始学藏文,对读汉藏佛典,并将某些藏文佛典译成汉文。

　　读完研究生课程后,曾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等,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佛学研究和编辑工作。

　　1949年起,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

　　1965年调到北京大学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该所后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与韩先生结缘就是这个时候,我于此时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宗教所研究佛教,与韩镜清同时入所。

　　我们到宗教所后的第一件工作,是赴北京市朝阳区参加四清工作队,所领导告诉我,刚来所的韩镜清副教授和我们同往,要注意照顾。但我和韩教授被分配到不同的大队,很少见面,更谈不上照顾。

　　“四清”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和韩教授同赴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直至他1977年退休。

　　可见我和韩教授相处主要是动乱时期,很少谈佛学研究。韩老入宗教所时是副教授,退休时仍然是副教授。退休前没有着作,文章也很少。他的主要成果是退休后,他集中精力整理《成唯识论》的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研究、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并翻译藏文佛典60余种,从退休至2003年去世,平均每年译两本书还要多,成果可观。除此之外,还于81-88岁高龄讲《摄大乘论》,为中国佛学院等单位培养很多优秀的佛学人才。

　　其译着包括唯识、因明方面的《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正理滴点论》、《定量论》、《略显瑜伽师修习义》、《确显三自性颂》、《辨法法性论》、《入瑜伽论》、《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真实义品释》、《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所引解深密经慈氏品略解》等。其中很多没有汉译本,学术价值极高。从其成果来看,评研究员绰绰有余,可惜退休人员没有评职称的机会了。

　　韩老还于1993年3月倡导成立慈氏学会,主要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为我国慈氏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新局面。

　　非常遗憾,韩老没有看到自己的译着出版,就与世长辞了。其遗稿为手写稿,弥为珍贵。为了保存这批珍贵资料,杭州佛学院愿出资影印,实为功德无量!

　　韩老的译着,我没有详细拜读,对其价值很难具体论述。只能大略地谈一点儿自己的理解。我觉得韩先生的重要观点主要如下:

　　一、唯识的“识”字,在梵文原典里用两个字表述,一是vij?āna,另一个是vij?apti。在藏文佛典里,vij?āna译为“辨别识”, vij?apti译为“了别识”。中国传统佛教中,先辈译师一律都译为识,这对一般学佛者来说,已经够了,但对以唯识为依归者来说,分译更有利于把握更精微更深密的唯识本义。唯识是唯了别识,辨别识则指在根境相触时生起的认识作用,需要分层次地细究佛陀各种讲法的委曲用意,才能深入理解其在唯识理论中的核心作用。

　　二、只有能分别识,没有所分别相。实际上全部的佛法都是在讲能相,否定所相,整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就是一个认识唯能无所的过程。能遍计心是转染成净的枢纽,处处要在能上下功夫,时时只在因上做文章;而所遍计都是我,都是要彻底抛弃的自性,真正把所空掉之时,能也自然无法独存,便可达到能所双泯之境。

　　这个“只有能分别识,没有所分别相”,可以这样理解:离言境界中的能分别的识是能相,凡夫意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就是所相。但韩老又进行了第二层次上的区分:能界定事物(起名、定义等思考)的名言称为能相,所界定事物之相就称为所相。也就是说,能相是第一层次中离言的能分别的识在名言境界中的表述,因为实际存在的能分别的识是没有言说境界的,而佛为了让我们证到真实,又必需对我们讲述他证到的万法唯识的真实情况——万法实际上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就只有(妄以为存在万法的)识,就必须在凡夫的言说境界里假立一个能分别识的名言相,才能向众生说法。名言境界中的识,是对识的描述,不是真正的识本身,被心识所认识的东西,就已经不是能进行认识的心识本身了,而是心识所认识的对象——所相了。但为了说法,我们可以方便称它为能相,而把能分别识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称为所相。实际上,这个层次上的能相和所相,从本质上说,根本就是“所相”,都是离言意识所分别出来的妄想,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三、三性是整个佛法的核心,三性究竟圆满地发挥了佛学中道义,清晰明确地解释了所有佛说的甚深意趣,是我们闻思经论和指导修行的明灯。只要不增益遍计所执性,就是不损减圆成实性,这样不执两边,就能实证真如从而如实观见依他起性。理解三性的关键,在于分清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是缘起有,但未证空性的凡夫感知不到;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遍计所执性,必须彻底去掉,才能亲证空性,从而以后得智现证依他起性的真实面目。

　　对于韩老的这些观点,读者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应当承认,他提出这些问题,促使我们思考,甚至于引起辩论争论,这就是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中国存有大量汉文佛经,这是我国的宝贵财富。我国又存有大量藏文佛经,这同样是我国的宝贵财富。很遗憾,汉、藏两个民族在这方面的交流很不够,其原因主要是兼通汉、藏两种文字又懂佛法的人才奇缺。以前曾有法尊、张建木等从事藏译汉的工作,但译经数量远远低于韩老。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后人继续做。曾有人设想成立译经院,把现存梵文、巴利文、藏文佛典全部译为汉文,我认为十分必要。

　　西方某些国家明文规定,研究佛学必须兼通梵、巴、藏等文种,这是完全必要的。只靠汉文资料,不可能准确把握经典原意,一种文字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另一种文字的含义。佛经更是如此,如何翻译佛经,译经师们有个摸索过程。东汉至姚秦时期的古译,多用格义。还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佛教主张“无我”,只要遇到“我”字,一律删除,佛经开头“如是我闻”,为了回避“我”字,译成“闻如是”,或者是整句删掉。有的译经师,生怕别人看不懂,边翻译边解释,把自己的话和佛、菩萨的话混杂在一起。

　　旧译时期的鸠摩罗什,又大量删减,如他翻译的《大智度论》,删减百分之九十。他翻译的《百论》,删减百分之五十。他翻译的《中论》,有的部分次序颠倒,有的部分将梵文的一颂译成二颂,等等。

　　玄奘是最伟大的译经师,功不可没,但他创立的新译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如他翻译的《因明入正理论》,在讲到“宗”的时候,有一句梵本原文是“如声常或无常”,梵文本的表述是全面的,外道立“声常”宗,佛教立“声无常”宗。玄奘有强烈的宗教感情,讨厌“声常”,所以他的译文将此句删掉。又如他翻译的《阿弥陀经》,梵本原文只讲到六方,他却补充为十方。又如他翻译的《五蕴论》,将心所法误译为心法。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以上种种现象说明,研究佛教只靠汉文资料是不够的。

　　笔者多年从事梵文原典研究,我认为只要对原典下苦功,肯定会有新发现,提出新观点。韩老所以取得这样的辉煌成果,与他钻研原典密切相关。当然,藏文佛典还不能与梵文、巴利文相比,但藏译本比汉泽本更接近梵文原典,这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怀念韩老,追思韩老,期望我国佛学界以韩老为榜样,使钻研原典在佛学界蔚然成风。

　　是为序。

　　二0一0年八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