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无意中的杀生不谈（譬如说不小心踩死昆虫等等），一般而言，人类杀生的主要缘由有二：一、提供生计所需（所谓「厚生利用」），二、祭典用牲。打猎（也算是一种杀生）固然带有娱乐性质，不过，古人的打猎基本上也还是为了上述的目的，虽然大规模的围猎多半还附带有军事训练的目的。将打猎视为一种纯粹的休闲娱乐与运动（如海明威在《旭日东升》一书所描述的），应该是相当晚近的现象，而且基本上也局限于西方中上层社会。

　　杀生既然兼具了实用与宗教性的意义，想要彻底根除自非易事。公元六世纪时，中国南朝的梁武帝（公元502-549年）笃信佛教，在位后不久即以身作则力行素食，且日仅一食。公元517年，梁武帝为了贯彻不杀生的信念，甚至下令宗庙祭祀皆不用牲，结果引起朝野哗然，以为宗庙不复血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也有大臣对梁武帝个人的素食不以为然，但是，除非客观环境有其实际困难，否则素食与否终究是个人可以决定的事，宗教性的祭典就没有这么单纯了。祭典的目的无非是崇拜神或取悦鬼神，虽说正心诚意是第一要件，仪式的正确与否，对于祭典的效力无疑还是极具关键性的；而供奉牺牲本来就是中国──不管是民间信仰还是国家宗教──祭典里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梁武帝的贸然废除引起朝野反弹自是理所当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尽管台湾目前佛教信仰风行，在不杀生戒的影响下，一般人在理性上似乎也可以认同祭祀杀生──尤其是赛猪公的场合──的无意义，然而，宗教惯习的因素却使得供桌上的牺牲终究还是难逃一死。　　阿育王在推动不杀生的政策时，其实也面临同样的困难，他既不能强制全国民众尽皆吃素，也不敢公然抨击或禁止所有祭典里的用牲，尤其是婆罗门教的祭典。在第一份诏令里，所谓「不得在此杀生」，应该是禁止在某个祭典场所──或许就是基娜的祭坛──的杀生祭祀，因为接下去〈石训〉又说「每逢节日亦不得在此集会，盖天所亲王常见节日聚会，恶事屡生」，因此这份诏令想要禁止的应该是宗教性的杀生。可是碑文中并没有明白禁止杀生祭祀，反而是举自己厨房减少杀生的例子来说服民众，而且还答应即使是目前每日尚在享用的三只生物将来亦可得到赦免（倒有点类似孟子所说的「月攘一鸡」的故事），这似乎却又牵扯到了素食，尽管他也没有清楚地提出要求。　　第二份诏令倒是比较明确的提到：「四生之物不得食四生生命」，这是彻底的素食主义口吻，不过或许也仅止于口号式或规劝式的训谕。

因为尽管阿育王列出了一些禁止杀害的生物，可是对于人们真正食用的禽兽（所谓的「家禽、四足之兽」），他也仅只要求「如不能充食或作耕种之用者，亦应释放而不得杀害」。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除了宗教与生计目的的杀生外，一般人其实很少会从事无意义的杀戮，因此，阿育王的这份令谕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具文罢了。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即使是到了阿育王的时代，宗教与实用性的杀生似乎还是相当普遍，这也是他所面临的困境。尽管如此，阿育王对于不杀生戒显然还是相当执着的，既然一时还无法全面性地禁屠，局部性地禁屠或保护总是可以尝试推行的，这是诏令后半段出现一些强制性措施的缘故。诏令中同时也将此一政策与宗教性节日及保育观念巧妙地配合起来。　　这些法令到底收效如何，史无明言，大概也不甚乐观，因为在次年的一份诏令中阿育王曾提到，他以两种方式来推行「正法」，其一是依据正法作种种限制（亦即以强制性的法令），另外则是依据正法的道理而宏扬之（亦即以教化的方式）。结果前者收效有限，而后者则效果宏大。阿育王所举的例子恰好就是上述有关禁止杀生的命令：所谓依据正法作种种限制者，如若干动物不得随时杀害，及其它种种限制。